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7 月第 4 期總第16 期20244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

編輯委員會

主 編：宋亦明

副主編：張 耀

審 讀：丁偉航 施 榕 李 源 賴永禎

執行編輯：邱意雯

責任編輯：封欣怡 嚴瑾怡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Yiming Song

Executive Deputy editor: Yao Zhang

Reviewer: Weihang Ding, Yuan Li, Rong Shi, Yongzhen Lai, Yao ZhangManaging editor: Yiwen Qiu

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學 刊簡介《國際關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簡稱《前沿》）是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發起創辦的電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國際關系領域具有開創性、前沿性、學理性、實證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國際關系領域主要期刊新近發表的學術成果，以此搭建了解國際學術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論文編譯計劃”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國際關系前沿》電子學習資料的基礎上，2022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為雙月刊。《前沿》每逢偶數月的月初發布，同時按需印制紙質版。《前沿》具有 2 個常設欄目：“前沿編譯”欄目每期精選8-10 篇文章，其篩選自國政學人新媒體學術平臺往期發布的較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的推送。“新刊速遞”涵蓋 25 本學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發的最新文章的題目和摘要。《前沿》作為非正式出版刊物，以公益性學習分享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國際關系前沿》編輯部2022年1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2024 年 7 月第 4 期總第16 期前沿編譯- 國際關系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全球國際關系與全球南方的現實主義理論發展...................路易莎·塞里奧利1打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興衰理論的譜系.............................馬修·大衛·漢密爾頓馬克·費舍9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復雜性：立方體模型...................梅特·桑吉奧瓦尼奧利弗·韋斯特溫特29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發展圖景與研究路徑.........................................................................阿金·溫佛37- 國際安全 -換位思考與安全困境：來自中美兩國的實驗證據........... 約書亞·凱特澤萊恩·布魯特郭全鎧45美國管理聯盟分擔負擔的困境.........................................................................布萊恩·布蘭肯希普54危機中的可信度：美國如何安撫其盟友？................................. 勞倫·蘇金亞歷山大·拉諾斯卡62- 國際政治經濟學-國家的象征：解釋全球南方國家的“威望項目” ....................................................................郝思誠69選舉鄰近性與制裁有效性..................................................................... 奧默·扎普利杜松·佩克森79金融霸權、儲備調控與國際貨幣等級體系.............................................................拉馬·瓦蘇德萬87

前沿動態《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94《沖突解決雜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99《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 104《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8《國際評論研究》（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2《中國國際政治季刊》（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21《歐亞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125《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129《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135《太平洋評論》（The Pacific Review） ................................................................................... 141《當代亞洲》（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46《中東學刊》（The Middle East Journal） ............................................................................. 151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

新古典現實主義、全球國際關系與全球南方的現實主義理論發展?

路易莎·塞里奧利 [著] 唐一堯 [譯]

①

? 文章導讀當前，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簡稱NCR）為學者提供了從單元層面觀察國際關系的多元分析框架。經全球北方學者的推廣，新古典現實主義快速擴散至全球南方，并成為全球南方國家進行對外戰略決策制定、大戰略調整等國際關系實踐的有力工具。在此過程中，新古典現實主義逐漸出現了全球化趨勢。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南方也存在本土的現實主義：中東的亞現實主義、拉美的外圍現實主義、亞洲（中國）的道義現實主義均為現實主義的重要分支流派。其中，中東和拉美的現實主義流派產生時間早于新古典現實主義，將現實主義范式與全球南方的本土經驗緊密結合，提高了現實主義的解釋力。然而，這些理論流派在提出后卻沒能走出他們的原產地。

對全球南方現實主義流派的排擠反映了當前學術界提出理論、推廣理論中存在的不平等問題：現實世界的權力結構不斷影響著學術界。全球北方國家生產的理論很快便傳遍世界，而全球南方國家生產的理論在走出國境時卻被消音。這導致包括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內的全球北方理論成為了唯一選項。本文介紹了三類被邊緣化的現實主義流派，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若想真正發展成為全球化的理論，就必須對全球南方理論流派進行深入解讀。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必要認真對待在全球南方不同地區產生的其他現實主義版本，通過與這些理論進行雙向對話發展新的分析視角、走出自身的偏見。? 文章來源： Luíza Cerioli, “Neoclassical Realism,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unheard echoes of Realist

practices from the Sout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4. ① 路易莎·塞里奧利（Luíza Cerioli），卡塞爾大學博士后研究員，主要研究中東國際關系和全球南部的外交政策。唐一堯，國政學人編譯員，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

2

? 思維導圖一、國際關系理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homegrown theorisation）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范圍內存在產出、再產出的過程。如果細致探究這些環節的主導者和推進的方式，就會發現國際關系學界在組織制度上存在不平等的問題。學界的當務之急便是認識到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知識傳遞進程中存在的經濟性、社會性和制度性不公。

可以將當前的國際關系學界視為通過建立學術規范、推進教育進而管控學者研究的知識綜合體（knowledge complex）。在國際關系學界劃定的空間里，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某一國際關系現象進行闡述、討論和辯論，進而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然而，學者出身的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不平等，反過來影響了國際關系學界的公平性。不是所有學者提出的理論都有同等的“流量”，而“哪些問題值得討論、該由誰討論”也是由學界以外的權力關系決定的。全球北方國家的學者搶先界定了國際關系學界的研究范疇，而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多數時候只能負責消化、吸收，而非創造國際關系概念和理論。久而久之，“全球南方國家無法進行理論原創”的偏見也就形成了。然而，理論的提出從來都不是閉門造車，即使是消化、吸收的過程也會為現存的理論增添新內容：全球南方國家在與全球北方國家提出的理論進行互動時，根據自身的經驗、哲學和世界觀重塑了這些理論，而此舉也使得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力增強。因此，當前全球南方學界被迫失聲的現象值得重視，因為正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討論與辯論為一個理論注入活力。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

若想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國際關系理論，就必須在理論建設進程中容納更多新的有關方及其歷史經驗。全球化的國際關系理論最重要的目標便是彌合“普遍性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和地方特性（local particularities）之間的差異。當前由全球北方國家提出的“主流”理論有時無法解釋全球北方國家之外的地緣經濟、政治現象。這是因為，雖然這些理論聲稱是普世的，但實際上只基于歐美的經驗考慮問題。實際上，所有的理論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背景。不應認為西方的經驗便是普遍的經驗，并因此磨滅非西方國家學者的學術思考；也不應將全球南方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抽象為鐵板一塊，因為來自不同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消化當前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提出本土化國際關系理論的方式不盡相同。

二、全球南方的現實主義：亞現實主義、外圍現實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在眾多國際關系理論中，現實主義是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最廣泛的，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本土化版本。不同版本的現實主義在分析問題的角度、目的等方面均存在差異，也從側面反映了當前現實主義理論解釋力的局限。然而，很多學者忽視了其他地區的現實主義版本，僅愿意使用主流的現實主義理論解釋問題，也因此被困在了自身的“本土性”之中。

這些學者沒能認識到，自己堅持的“主流”現實主義理論也只是對其他理論的反思。例如，沃爾特（Stephan Walt）的《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1987）一書調整了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制衡理論，而正是中東地區的獨特經驗啟發了這種調整，因為中東國家間的權力制衡實踐不僅重視權力，還重視威懾。當前流行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也存在類似情況。

因此，本文接下來將介紹三類產生于外圍地帶的現實主義，以期推動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這三個版本的現實主義的理論質量完全不輸主流現實主義理論，只是因為產生于知識生產的外圍地帶，才沒有得到國際關系學界的重視。1. 中東的亞現實主義（Subaltern Realism）

中東學者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在新古典現實主義成為主流前便提出了亞現實主義（Subaltern Realism），重點關注權力和財富不平等現象是如何影響國際

4

關系理論的知識產出與再產出。亞現實主義希望打破西方對理論產出的壟斷，并鼓勵各國學者提出自身獨特視角，以減輕國際關系學界知識產出的不平衡現象。同時，亞現實主義認為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缺少對自身解釋力局限的認知、缺少多元性。其提出者阿尤布尤其反對將主流理論奉為圭臬，并希望學界在消化主流理論時也不要忘記其提出的大背景，據此減少對某派理論的神話以及因此產生的不公現象。阿尤布認為，多數國際關系理論的確成功揭示了國際體系中的許多現象，如國家的自助傾向、自保本能等。然而，西方提出的國際關系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去殖民化后的國家與西方國家存在不同。這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還沒有達到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在國內外面臨的沖突也是聯動的，不能分開分析。此外，“發展中”這一狀態也使得這些國家更依賴外國的干預，對地緣政治、經濟大環境更為敏感。因此，對于這些國家而言，他們的國際關系行為與其說是由權力制衡塑造的，不如說是由自身經濟的不均衡發展、國內的動蕩以及對其他國家不同程度的依賴塑造的。可見，在與主流現實主義互動的過程中，阿尤布的亞現實主義一方面認可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另一方面也反對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一些預設。發展中國家經濟上不富裕、社會凝聚力也欠佳，因此常受分裂主義運動、外國政治滲透的沖擊。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經驗將徹底改變“安全困境”的內涵，將其從國家間現象轉變為國內危機。在阿尤布看來，當前的國際關系理論局限于國家間的互動，如果不去關注導致國家間沖突和戰爭的國內根源，那么當前的國際關系理論將無法解釋西方國家之外的國際關系現象。

阿尤布為國際關系理論界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在保留現實主義對于國家自助的假定的基礎上，深入討論國內因素對于國家行為的影響。亞現實主義理論關注國際權力分配和國內權力結構之間的關系，不追求建立普適性的理論，因此在解釋國際關系現象時具有更大彈性。

2. 拉美的外圍現實主義（Peripheral Realism）

拉美學者卡洛斯·埃斯庫德（Carlos Escudé）同樣在新古典現實主義成為主流前提出了外圍現實主義，修正了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問題，旨在將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納入現實主義理論發展中，更好地解釋外圍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5

外圍現實主義重視解釋為何更為貧困、脆弱的國家所采取的政策和大國不同。一方面，外圍現實主義同樣認可現實主義的假定，即國家的行動以保護和增進國家利益為前提；另一方面，外圍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行動與國內的社會經濟發展也密切習慣。實際上，“社會經濟發展對于很多國家而言正是國家利益本身”。因此，在分析國際對外政策時，必須關注全球經濟發展不平等的大背景。同時，外圍現實主義對理論本身的用處也有更高的要求。理論既應當對現實具有解釋力，也應當為改善每個國家的國際發展指明道路。

此外，外圍現實主義揭示了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新視角。雖然在國家之上沒有支配性的權力，但國家間懸殊的權力差距實際上讓整個國際體系呈現出等級制。貧困國家的領導人不得不和強權建立依附關系以保證自身存活發展、獲得相應技術，而這些需求限制、脅迫了貧困國家的國際行為。任何追求自主的行為都意味著對主導大國的挑戰，而這將犧牲貧困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甚至顛覆其政權。在等級制的國際社會中，每個國家對自身利益的認識都受外界權力結構的影響。因此，外圍現實主義呼吁學界關注外部權力結構對國家認知的影響，并認為，外圍國家必須認識到國際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以及自身的劣勢，集中發展經濟，避免挑起冒險主義的國際沖突。可見，外圍現實主義繼承了古典現實主義對于“強者行無忌，弱者自認命”（The strong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的觀點，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同時也揚棄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盲區，關注國家間的權力不平等對于國家行為的影響。這些調整使得外圍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不盡相同，卻也沒有跳出現實主義范式。

3. 亞洲（中國）的道義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

中國學者閻學通所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與前兩個版本的現實主義有很大區別。首先，道義現實主義主要關注中國而非其他非西方國家，試圖解釋為何一些崛起國最終成為了霸權國，以及霸權是如何利用現有國際制度延長自身壽命的。這使得道義現實主義具有服務崛起國的傾向性，更多基于中國自身的經驗。

其次，道義現實主義并不反對建立普適性的理論，甚至認為這是所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趨勢。理論不應困死在其出生地，而是應當去國家化地擴散，激發其他地區對該

6

理論的討論和改進。不過，為了理論的健康發展，普適理論也需兼顧各個地區的獨特經驗，將非西方國家的經歷納入現存的理論框架。

道義現實主義以工具性的視角看待道義，假定道義是一國戰略設計的前提，并就此嘗試理解大國行為。其認為公眾的道德信條也會影響領導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進而影響一國的國際行為。只有當領導人遵守普適性的道德準則進行國際互動時，崛起國才能實現長足的發展。這種預設使得道義現實主義具有規范性意味。三、總結：現實主義能否成為全球化的理論？國際關系理論對西方國家的偏向已經得到學界充分的認識。以此為背景，新古典現實主義開始嘗試實現自身的全球化發展，以增強現實主義理論的解釋力度。然而，通過探究其他非西方國家所提出的現實主義理論可發現，非西方國家早已開始了現實主義的全球化進程。

本文提及的三個版本的現實主義理論，尤其是中東和拉美的現實主義理論，揭示了國際社會由于經濟不平衡發展而產生的等級體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不斷擴張的進程塑造了不同的國家類型、國家-社會關系和國家間互動模式。雖然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但這些初始的差異實際上自 20 世紀 70 年代便不斷加劇，使得國際發展不公成為當前國際體系最突出的特點。許多全球南方學者已經認識到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局限性：其過于關注大國博弈，忽略了全球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政治、社會問題。與當前不愿吸納其他理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相比，中東、拉美版本的現實主義理論雖然不主動追求建立全球化的現實主義理論，但其反而更加重視跨越國界的理論互動，并走出了“無論何時何地，所有國家都會由于同種原因作出同樣舉動”的思維誤區。從這個角度看，本文介紹的三種現實主義理論分支反而由于具有更強的包容性而具備成為全球化國際關系理論的素質。在提出時間上，中東和拉美的現實主義理論早于當前流行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理論貢獻上，上述三個現實主義理論分支也從不同角度充實了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

然而，這些理論并沒有從知識產出架構的外圍走向中心。在中國學者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后，學界常常稱其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似乎已經默認了新古典現實主義便可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7

以概括所有現實主義學說。如果繼續堅持這種觀點，就無法真正將新古典現實主義打造為全球化的理論。

新古典現實主義如果希望實現全球化發展，反而需要學習非西方國家的經驗。隨著現實主義理論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北方學者必須需要思考自身的局限性，積極與尚未被納入討論的全球南方理論分支進行雙向互動，并為其創造國際范圍的發聲機會。在分析國際事件時，應當重視根據該事件產生的理論，而不是將現存的主流理論強加于該事件。因此，如果想要建立全球化的國際關系理論，就需要與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深入互動，利用其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深化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包容性。此外，強化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及發展理論（development studies）的互動也將加深新古典現實主義對經濟不平等的敏感性，提升其解釋力。

只要學界能夠弘揚包容的精神，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為基礎建立全球化的現實主義理論仍然是可能的。這需要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公，同時關注此前被忽視的理論分支，真正實現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知識對話。? 譯者評述本文通過介紹現實主義理論在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不同流派，揭示了國際關系理論傳遍全球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平等問題，同時也展示了被忽視的全球南方的本土原生理論相較于憑借更強話語權逐漸全球化的“主流”理論的獨特之處。不斷嘗試增強理論的解釋力和適用性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是理論發展的大方向。然而，如果只是一味地將理論強加給現實，而不是觀察現實進而反思、改進理論，反而會使理論發展陷入停滯。理論的提出和發展終究離不開其選定的案例經驗與視角的支撐，任何一種理論，無論主流與否，都存在自己的“本土性”局限。因此，學界將某種理論外推至其“出生地”之外的其他國家、地區時需要秉承謹慎的態度。

當前，較有望實現全球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也存在忽視全球南方經驗、理論分支的傾向。為了防止出現利用普世理論綁架現實解釋的情況，本文呼吁擁有更多全球北

8

方學界在應用、發展新古典現實主義時認真對待全球南方經驗，真正實現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知識對話。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視角的出發點仍然是全球北方學界：所謂“積極關注”全球南方理論派別、與全球南方理論“互動”均以自身理論的主導地位為前提，并沒有體現全球南方學界自身的能動性。單純依靠掌控更多話語權的全球北方“自上而下”展開理論改進未必能收獲最佳效果，全球南方國家學者也應當實現對“主流”理論的“祛魅”，充分認識到利用自身經驗發展起來的本土理論分支的價值和局限，在尊重現實的前提下積極擴展理論分支的應用范圍，從另一個方向主動改進主流新古典現實主義、推動其發展，而非完全寄希望于“被發現”。【校對審核：羅潔江若嬋李源】【責任編輯：封欣怡】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9

打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興衰理論的譜系?

馬修·大衛·漢密爾頓 馬克·費舍 [著] 陳揚[譯]

①

? 文章導讀在過去的十年中，伴隨著中國的穩步崛起和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越發凸顯，由此帶來的兩國關系不穩定發展的狀態已然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當下，國際社會對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沖突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在此背景下，格雷厄姆·艾利森從古希臘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吸取靈感而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僅重新激活了冷戰時期對于大國興衰理論的學術爭論，更是迅速成為分析中美兩大國沖突可能性的主要框架。

然而，在本文作者看來，修昔底德陷阱的盛行也造成了極具危險性的代價，他們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事實上掩蓋了許多大國興衰與沖突爆發之間關系的重要細節。因此，作者基于譜系學方法重構了修昔底德陷阱所源自的大國興衰理論傳統，通過深入探討大國興衰理論內部的理論多樣性和爭論，揭示了修昔底德陷阱所忽視的關鍵問題。文章首先梳理了大國興衰理論的歷史發展，包括權力轉移理論、權力周期理論、體系領導理論、世界體系分析、霸權戰爭理論等不同理論分支的提出和演變。隨后，文章聚焦于大國興衰理論內部的三個主要分歧點，即（1）權力的概念化（2）分析單元的選擇（3）導致沖突的因果機制，從而實現了對修昔底德陷阱深入的批判性分析。

基于此，作者認為，修昔底德陷阱雖然提供了一個易于理解的分析框架，但其簡化的理論視角可能無法充分捕捉中美關系等大國興衰現象的復雜性。作者提倡采? 文章來源： Matthew D. Hamilton and Mark Fisher, “Opening the Thucydides Trap: A Genealogy of Rise-andFall The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3, 2024, pp. 1189-1206. ① 馬修·大衛·漢密爾頓（Matthew David Hamilton），喬治城大學政府哲學博士生；馬克·費舍（Mark Fisher），喬治城大學政府學助理教授。陳揚，國政學人編譯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研究方向為國際安全與戰略。

10

用更為多元和開放的大國興衰理論應用方法，利用其理論的多樣性和實質性分歧，來提供更細致和全面的分析。這種多元化的方法不僅能夠更好地理解中美之間的互動，也能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為豐富的視角和工具，以應對和規避潛在的國際沖突。

? 思維導圖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1

一、問題的提出自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 2010 年代初期開始推廣“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以來，該理論已成為人們在分析當下中美關系對全球秩序影響經常引用的參考點和爭論來源。許多評論家發現它是闡明國家間相對權力變化與戰爭爆發之間關系的有用啟發；然而，也有人批評它未能考慮中美關系的細微差別，并誤解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作者修昔底德的思想。然而，在這些文獻中，通常被忽略的是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與更大規模的全球沖突、結構性壓力，以及導致該陷阱出現的競爭大國興衰的更廣泛的研究傳統。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通過重新關注權力轉移所引起的結構性壓力，重新激活了冷戰時代的學術研究重點，但其忽略了許多使其成為一個富有成效和充滿活力的研究項目的核心爭論。其結果是鼓勵對外政策決策者采用一種危險的簡化視角，來解釋對國際體系的挑戰。因此，本文采取了一種更為多元化的思考全球沖突的方法，將修昔底德陷阱置于所謂的大國興衰理論傳統的更大重構中。

通過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起源的知識傳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框架如何掩蓋了早期大國興衰理論分支中的三個重要理論分歧點：1）他們如何看待和量化權力（概念化）；2）他們如何接近和描述相關案例（分析單位）；3）哪些因素被認為在引發沖突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果機制）。我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在研究人員、從業者和流行評論家中持續的受歡迎，實際上將一個復雜而多方面的研究項目簡化為一個不必要的生硬工具。我們主張，大國興衰理論的主要價值不在于其能夠將潛在沖突簡化為一個決定性的范式，而在于其理論的多元性：作為一個由多種不同觀點構成的動態傳統，大國興衰理論提供了對權力轉移如何引發激烈沖突的不同因素解釋。換言之，大國興衰理論的價值不在于其簡化的明確性，而在于其理論的開放性和廣闊性，以及其捕捉產生緊張局勢的多種因素并提出相應政策以避免戰爭的能力。

為此，我們采用了一種擱置社會和政治歷史問題，專注于理論范式進展的譜系重建方式，通過恢復因新方法的興起而遮蔽的爭論點和爭議含義，來恢復大國興衰理論這一動態知識傳統的深度。

12

二、大國興衰理論的歷史發展大國興衰理論（Rise-and-Fall Theory, RFT）在冷戰后期發展成為一個相互聯系和跨學科的研究共同體，當時不同學科的理論家們反對占主導地位的均勢范式，轉而探索相對實力、國民經濟和大國戰爭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這一理論融合始于1958 年，當時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他的作品《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專門用一小部分篇幅挑戰均勢理論，并提出了他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他的理論是主導國家與主要挑戰者之間的力量平衡預示著戰爭，而不是和平與穩定。幾十年后，奧根斯基與他的學生杰克·庫格勒（Jacek Kugler）合作撰寫了《戰爭的比價》（TheWarLedger），其中包括對國家權力更清晰的測量、嚴格的定量評估以及大量圖表來證實權力轉移理論的假設。他的結論是，崛起國家對主導力量的趕超會破壞體系的穩定，并使整個體系幾乎不可挽回地滑向戰爭。

自《戰爭的比價》出版以來，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延續至今，特別是當庫格勒將自己的學生吸收到大國興衰理論變體的討論之后。權力轉移理論還在跨研究聯盟（TransResearch Consortium）平臺中將其研究共同體制度化，在學者之間建立了深厚的代際聯系。在此期間，權力轉移理論的學者將該理論的主張擴展到了新的背景：例如，道格拉斯·萊姆克（Douglas Lemke）和蘇珊娜·沃納（Suzanne Werner）認為，權力轉移理論可以有效地應用于次要地區大國之間沖突的研究中；米歇爾·本森(MichelleBenson) 發現，相較于全面戰爭，權力轉移理論的邏輯更有助于解釋“低強度的爭端”以及內戰和地區戰爭；莫妮卡·達菲·托夫特 (Monica Duffy Toft) 則運用權力轉移理論來研究族群沖突和權力均勢。與此同時，凱利·卡德拉 (Kelly Kadera) 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創新，通過微分方程和形式建模將權力轉移理論和均勢理論聯系起來，最終確定了三種具有不同戰爭可能性的權力轉移。因此，權力轉移理論作為大國興衰理論的研究議程之一延續至今。

在奧根斯基出版《世界政治》后不久，多蘭（Charles F. Doran）出版了《同化的政治》，其中包含了一個著名但短暫的大國興衰理論雛形，他的同事后來將其稱為權力周期理論（Power Cycle Theory）。和奧根斯基一樣，多蘭也將均勢理論作為他最初的陪襯，因為他注意到均勢理論未能預測災難性的戰爭，正如實際的均勢戰略未能阻止災難性戰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3

爭一樣。基于這個最初的項目，多蘭后來確定了一個與結構和心理因素相結合的崛起和衰落周期來解釋這些周期性的不穩定：由于多個競爭者之間的增長不平衡，一個國家的相對實力的增長可能會放緩，即使其絕對實力的增長保持不變。這種不一致造成了拐點，迫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考慮其外交政策預期，并且在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中，較小的危機就可能會引發戰爭。這些見解使多蘭成為大國興衰理論爭論的中心。然而，他的著作因其技術措辭而受到批評，并且權力周期理論并沒有像其他一些大國興衰理論那樣發展出第二代或第三代支持者。

大約在同一時間，圍繞長周期出現了兩種相互競爭的大國興衰理論，長周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用于衡量和預測大規模價格波動。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將這些見解重新用于他的世界體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世界體系分析從整體上探討國際政治，并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批判，提出對世界體系深刻不平等的根本抗議。雖然世界體系分析起源于國際關系之外，但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將長周期應用于政治領導和全球戰爭，暫時性地將沃勒斯坦和世界體系分析帶入國際關系的大國興衰理論辯論中。莫德爾斯基的理論認為，體系范圍內的戰爭決定了體系下一個長周期的領導國。這些體系可以是地區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領導國為所有參與國提供秩序，即使這種秩序對領導國的利益不成比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現有秩序的偏好逐漸下降，轉而青睞其他“商品”，最終引發另一場戰爭。盡管莫德爾斯基以及后來受他影響的學者提出了不同名稱的不同模型，但對體系領導力的關注點保持不變，因此我們將這些模型統稱為體系領導理論（System Leadership Theory）子變體。如今，莫德爾斯基的學生威廉·R·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繼續進行著體系領導理論研究，并且像庫格勒一樣，他自己的學生也成為了第三代學者。

大國興衰理論的崛起也吸引了吉爾平（Robert Gilpin）對沖突的研究。盡管其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激發第二代學者的進一步實證檢驗，但吉爾平提出的我們稱之為霸權戰爭理論（Hegemonic War Theory）的大國興衰理論，已然成為該領域的典范并具有持久的影響力。吉爾平認為，國家之間權力的差異性或不平衡增長鼓勵某些國家試圖改變體系，以增強自身利益或使受到寡頭競爭對手威脅的利益更加穩固，并且他認為戰爭是各國應對這些修正主義政策的一種方式。在許多方面，霸權戰爭理論都成為大國興衰理論的典

14

范：在 20 世紀 80 年代，吉爾平經常被總結大國興衰理論主張的對話者引用，并被收錄到討論霸權競爭的跨學科文集中，他還被用作國際關系本科課程和教科書中大國興衰理論的代表人物。即便如此，吉爾平通常也不會出現在編輯成冊的著作中，也不會與其他大國興衰理論學者一起參加專題討論會，而關于霸權戰爭理論的第二代學術研究本身也從未出現過。

雖然我們強調這些子變體是因為它們在大國興衰理論討論高峰期的中心地位，但國際關系學領域內外的其他學者在冷戰期間和冷戰后也為其這一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勞拉·舍伯格（Laura Sjoberg）等女權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從根本上批評了大國興衰理論，認為未能將性別視為因果變量和構成要素的研究項目缺乏解釋力和實證有效性。另外，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也加入了對該項目的支持，他記錄了從1500年左右至今大國之間技術變革和軍事沖突的相互作用。雖然肯尼迪明確表示，他本人并沒有提出一個關于相對權力和戰爭的科學的、構成因果關系的敘事，但他邀請政治科學家利用他的研究來實現這些目的。

隨著修昔底德陷阱在 2010 年代的崛起，它引入了一種新的大國興衰理論子變體，這一理論變體自覺地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并且常常含蓄地與既有研究展開互動。在《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艾利森指出了當代權力平衡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國際行為體（尤其是亞洲國家）遠離美國并與中國合作，他借鑒了湯普森、肯尼迪和戴爾·C·科普蘭（Dale C. Copeland）的大國興衰理論研究成果，以更好地理解這種變化的政治影響。貝爾弗中心（Belfer Center）的修昔底德陷阱網站在其方法論部分同樣提到了肯尼迪、吉爾平、杰克·利維（Jack Levy），并且艾利森與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緊密合作，參與了該項目在中心的發展，而后者此前已經回顧了多蘭和莫德爾斯基的關鍵性大國興衰理論文本。自從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普及以來，其他學者已經增加了實證和形式化的修昔底德陷阱研究，既批評也證實了其結論，并且將其擴展到其他案例，開啟了修昔底德陷阱學術研究萌芽的第二代。這些發展成功地復興了大國興衰理論的學術研究，并將其與 21 世紀外交政策分析的關注點直接對話。然而，正如下一節將要闡明的，它們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先前理論的豐富性，使得它和從中衍生出的政治分析變得不那么精確和清晰。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5

表 1 大國興衰理論的主要流派

理論變體 代表人物 代表著作 核心主張作者評述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亞采

克·庫格勒（Jacek

Kugler）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1958）；《戰爭的比

價》（The War

Ledger, 1980）

權力轉移導致戰爭而非和平與穩定，主張當一個國家的相對實力正在趕超主導國家時，國際體系會變得不穩定，并幾乎不可避免地滑向戰爭權力轉移理論繼續延續了大國興衰理論研究，并通過跨代際學者的研究共同體延續其影響權力周期理論

（Power Cycle

Theory）

查爾斯·多蘭

（Charles Doran）

《同化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1971）

識別國家權力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通過結構性和心理因素解釋周期性不穩定，主張當眾多相互競爭的國家實力增長不均時，國家的相對權力增長會減緩，導致政策制定者重新評估其外交政策預期盡管技術術語受到批評且權力周期理論沒有發展出第二代或第三代學者，但其理論對大國興衰理論辯論做出了重要貢獻世界體系理論

（World-Systems

Theory）

伊曼紐爾·沃勒斯

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現代世界體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

1974）

采用馬列主義批判視角，認為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積累驅動的政治表達，經濟和軍事沖突由資本主義驅動。世界體系分析起源于社會學，盡管起初在國際關系學之外，但通過對經濟和政治的宏觀分析進入了大國興衰理論辯論。體系領導理論/長周

期理論（System

Leadership Theory）

喬治·莫德爾斯基

（George

Modelski）；威

廉·R·湯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世界政治中的長

期周期》（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1987）

強調系統性戰爭決定體系的領導者，主張全球領導者在戰爭后提供秩序，隨著時間推移，對秩序的偏好減弱，最終引發另一場戰爭。體系領導理論通過跨代學者的研究持續發展，強調全球戰爭和政治領導力的重要性。霸權戰爭理論

（Hegemonic War

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

《世界政治中的戰

爭與變革》（War and

權力的不均衡增長促使某些國家尋求霸權戰爭理論成為大國興衰

16

Theory）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

改變體系以增強其利益，戰爭被視為國家對修正主義政策的反應。理論中結構性因素在解釋國家修正主義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理論的典范，即使它沒有激發進一步的實證檢驗，但其對大國興衰理論的解釋性影響深遠。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注定一戰？》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2017）

權力轉移引發的結構性摩擦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主張當一個崛起中的國家威脅到一個現存強國的地位時，戰爭變得幾乎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復興了大國興衰理論研究，并直接與21世紀的外交政策分析相關聯，但其對早期理論的簡化處理限制了其分析精確度。表格來源：譯者根據原文內容整理而成

三、大國興衰理論的歷史爭論上一節為理解冷戰末期激蕩著的大國興衰理論分歧奠定了基礎。本節指出了大國興衰理論學者在概念形成、分析單元和因果機制方面的三個分歧點，并展示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掩蓋了艾利森介入之前大國興衰理論傳統的理論多樣性。對于每個爭議點，我們定義了問題，重構了大國興衰理論內的不同立場，解釋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貢獻或混淆之處，并展示了不同的智力賭注如何導致不同的政策建議。雖然這份敘述并不全面包含每一項理論分歧，但它回顧了這些特定的大國興衰理論學者之間的辯論，因為它們對研究者和實踐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 權力的概念化

就大國興衰理論將國家興衰作為國際沖突根源進行研究而言，其理論變體必須對國家權力進行概念化和量化。權力轉移理論在創造和評估相關指標和數據集方面最為用心。然而，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中，吉爾平仍堅持認為權力概念是國際關系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7

領域中最為棘手的，更廣泛地說，是政治科學中的難題。大國興衰理論傳統中的不同流派生動地展示了這一論斷，它們提供了不同且在不同程度上經過充分闡述的權力概念。大國興衰理論的支持者普遍認同軍事、經濟和國內制度力量的必要性，但這些因素在大國興衰理論傳統的不同變體之間都存在爭議——或者至少是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有些甚至進一步結合了其他維度。

所有大國興衰理論的學術研究都認為軍事力量是權力一個明顯且重要的要素，但大國興衰理論學者對于構成軍事力量的部分仍有分歧。例如，體系領導理論特別強調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莫德爾斯基認為，每一個世界強國在它的時代里，都對世界大洋上的所有競爭者擁有有效的海軍優勢。莫德爾斯基與湯普森隨后的合作研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大量經驗證據來支持這些主張。而吉爾平則另辟蹊徑，專注于軍事創新，強調經濟實力較弱的社會如何通過更先進的軍事技術來壓倒它們更富裕的對手。因此，即使關注大國興衰的理論家廣泛同意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他們仍然對最相關的軍事力量類型表示分歧。

同樣地，經濟力量在大國興衰理論的分析中是一個看似簡單卻遠非易懂的變量。權力轉移理論和體系領導理論都集中于生產和工業。奧根斯基將經濟力量定位于工業化，并因此強調了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國家權力的指標。而體系領導理論則繼續其對海上力量的關注，優先考慮全球影響力和世界貿易，即傳播產品和建立經濟聯系的能力。

在國內政治組織方面，大國興衰理論的不同分支表現出最大的一致性：所有分支都認識到動員自身資產和資源的重要性。奧根斯基和庫格勒將此稱為政府系統動員其掌握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并將其用于國家目標的能力，并基于稅收制定了一種估算方法來衡量這種能力。吉爾平討論了在帝國時代，更好的政治控制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收入和更強大帝國。莫德爾斯基則將此稱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政治戰略組織，這使得一個國家能夠將其多樣的權力來源整合成一個有效的整體。總的來說，大國興衰理論因此認同，權力的政治要素包括將潛在力量轉化為實際力量的能力。

除了這三個重要共識領域外，關注大國興衰的理論家們還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莫德爾斯基將地理因素視為一種權力來源，特別是因為海洋邊界比陸地邊界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和經濟機會。此外，心理層面和其他常常無法估量的權力層面在大國興衰理論傳

18

統中被不同地理論化為重要的權力源泉。對于權力轉移理論，奧根斯基最早納入了不同類型的軟實力，如聲譽和知覺。在體系領導理論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敘述，莫德爾斯基提到尊重作為一個中介變量，將國內政治穩定轉化為國際領導力。吉爾平本人則稱威望為國際關系的通用貨幣。

這些概念上的分歧不僅限于權力的集成，還擴展到了權力的運用。例如，權力周期理論專注于針對領土擴張而動員的國家權力，而體系領導理論則強調領導力和經濟秩序。對于體系領導理論來說，國家主要通過議程設定、聯盟構建、決策制定和技術創新來發揮領導作用。世界體系分析同樣強調經濟權力，但是遵循其馬克思主義傾向，并對此采取了更加批判性的視角。對于世界體系分析而言，國家行使權力是為了通過執行自由貿易的教條來最大化盈利的條件，因此預期國家會追求經濟主導地位以積累財富。在這場廣泛而深入的辯論中，修昔底德陷阱以寬泛、非系統化且含糊的方式對權力進行了概念化。與權力轉移理論一樣，艾利森在《注定一戰》中經常指出工業化是如何增強崛起國的，但是，與之前的大國興衰理論不同，他從未明確指出用于做出這種判斷的具體標準。艾利森采用了多種指標來說明中國的崛起，包括預期壽命的增加、識字率、國際高中評估和大學排名，以及更傳統的衡量標準，如按購買力計算的GDP 和國防預算支出。將教育等變量納入權力概念及其測量的擴展，可能有助于通過提供比以往理論更全面和細致的國家權力概念，來完善或推動國際關系中關于權力概念的研究。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對權力的更加印象派的方法缺乏系統化、方法論自覺或清晰定義，這使得它在闡明問題上顯得模糊不清，引發了關于權力概念化的疑問，卻沒有試圖去回答它們。修昔底德陷阱在理解權力行使方面也做出了一個有趣但發展不足的貢獻。最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將“爭奪領域”識別為國家在特定競爭時期動員其力量的最終目標。雖然大多數修昔底德陷阱的領域各不相同，但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重疊的，通常包括追求陸地或海上霸權以及經濟主導地位。明確納入并區分沖突的領域或目標有望通過提供對所討論競爭更深入的理解，來增強大國興衰理論。然而，要使這一貢獻得以實施，這些領域和目標需要更具體化和系統化。例如，“歐洲的陸海權力”或“全球權力”等表述需要進一步明確化，以便進行更嚴謹的研究。

雖然庫格勒和瑪麗娜·阿爾貝曼（Marina Arbetman）得出的結論是，早期大國興衰理論中不同的權力衡量標準非常相似，足以得出相同的結論，但不同的概念對當今潛在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19

的中美沖突產生了預期。 例如，根據權力周期理論，多蘭預計“中國將為獨裁政權和威權政府提供更積極的支持”；“拒絕自由貿易秩序的要素并支持一套帶有強烈新重商主義偏見的本土規則”；總而言之，他認為“中國將試圖利用其經濟實力迫使小國屈服”，同時試圖推遲與美國的直接對抗盡可能長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多蘭重新解釋了他對領土擴張主義的擔憂，并將其應用于解釋中國在南海活動的增加。作為回應，多蘭主張美國“接觸”，他將這與綏靖政策區分開來，因為其承認“一個國家的正當愿望”。因此，多蘭建議美國在遏制崛起國的擴張主義沖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與此同時，體系領導理論更加聚焦于從領導力的角度來概念化權力以及制定對外政策。莫德爾斯基曾觀察到“領導國承擔著根本性創新的重大項目”，體系領導理論在當前中美關系的討論中，特別強調了技術領導的重要性：例如，蒂莫西·R·希思（TimothyR. Heath）和湯普森認為，不考慮發展和傳播新技術的重要性，僅僅關注中國的經濟優勢是遠遠不夠的。根據希思和湯普森的說法，中國官員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將技術領導力作為關鍵政策優先事項。因此，體系領導理論將中美競爭中的權力理解為技術領導力的較量；這自然導致了不同的國家力量動員建議：“為了阻止中國尋求全球體系的領導地位，美國應該制定政策來加強其技術優勢”，例如通過投資國內技術開發。同樣，希思和湯普森建議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太平洋地區的全面貿易協議，以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抵消中國成為地區領導者的能力。同樣，這些差異以及它們與修昔底德陷阱規定的背離，凸顯了在試圖理解權力轉移不穩定的危險和解決方法時，權力概念的重要性。

表 2 各大國興衰理論流派對“權力”概念的界定權力

來源 共同點 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周

期理論

體系領導理

論

世界體系分析

霸權戰爭理論修昔底德陷阱軍事

力量

所有大國

興衰理論

研究都認

為軍事力

量是重要

的權力元

素

- -強調海上力

量

-強調軍事技術創新指出工業化增強了崛起國家的力量，但標準不明確經濟

力量

大國興衰

理論分析

強調工業化，

使用 GDP 和

-強調全球影

響力和世界

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強調經濟增長對權使用多樣化指標，如

20

中的重要

變量

GNP 作為衡量

指標

貿易 體系 力轉移的重要性GDP、國防預算等，但缺乏系統化國內

政治

組織

所有分支

都認可動

員資源的

重要性

動員人力和物

力資源，基于

稅收估算

-全球范圍的

政治戰略組

織

-強調政治控制對帝國力量的影響-地理

因素- - -強調地理作

為權力來

源，特別是

海洋邊界

- - -軟實

力

-包括聲譽和國

際認知 -包括尊重作

為中介變量-聲望是國際關系的日常貨幣包括教育等多種指標，但缺乏系統化權力

運用 - -強調領

土擴張

的權力

部署

強調領導力

和經濟秩序

強調國家通過軍事力量追求經濟主導地位

-確定競爭領域，但缺乏具體和系統化表格來源：譯者根據原文內容整理而成

2. 分析單元

第二個爭議點涉及大國興衰理論模型的分析單位。馬努斯·米德爾斯基（ManusMidlarsky）的《戰爭研究手冊》系列提供了對這些基本分歧的有益快照，因為第一和第二卷都將大國興衰理論分為兩個基本類別：基于結構的（權力周期理論和體系領導理論）和最小二元的（權力轉移理論）。這個劃分的爭議在于，學者們是否應該通過系統范圍或二元方法來分析國際沖突。

權力轉移理論與權力周期理論雖然在同期獨立發展，但它們的不同方法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討論。權力轉移理論以系統化的方式對世界進行概念化，但它始終依賴于二元的假設檢驗。例如，奧根斯基和庫格勒比較了北越與南越、中國與印度、朝鮮與韓國的國家實力。在某些時候，他們考慮了超過兩個的交戰方，但為了這樣做，他們創建了綜合實體，并將這些綜合實體與單一國家進行二元對比，比如，將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集體力量與以色列的力量進行比較。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21

與此相反，多蘭認為，權力轉移理論的二元分析單位會導致對重大戰爭原因的理論上的錯誤規范。相對地，權力周期理論明確采用了系統性的分析單位，如多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英國和俄羅斯的分析所示。如果采用二元分析，可能會將戰爭的原因歸結于德國的崛起和英國的衰落，而權力周期理論則更廣泛地觀察國際體系，并展示了即使德國的絕對力量在增長，俄羅斯的迅速崛起如何限制了德國的相對力量。根據多蘭的觀點，權力轉移理論的二元分析忽視了俄羅斯的崛起如何阻止了德國相對力量的增長，擾亂了德國的外交政策預期，并引發了對德國國際地位的不安全感，導致它錯誤地判斷了導致戰爭的動態。

體系領導理論同樣采用了系統性的方法。當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分析全球海上力量以推進體系領導理論時，他們通常會識別出四個或更多相互競爭的參與方。與此同時，吉爾平在偏好的分析單位上表現出不一致性，在某些地方強調國際體系，而在其他地方則提出了二元-綜合的框架。因此，吉爾平自己的霸權戰爭理論似乎囊括了關于研究戰爭適當范圍的傳統更廣泛辯論。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與吉爾平的霸權戰爭理論一樣，采用了一個模糊不清的分析單位。然而，與霸權戰爭理論不同的是，修昔底德陷阱缺乏系統性是由于基本的不確定性和矛盾感，而不是隨著時間變化的方法論調整。在系統性方面，艾利森偶爾會對國際秩序發表評論，顯示出他對國際政治的系統性觀念，并且他列出的歷史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在少數情況下包括了兩個以上的守成國。在這些情況下，不清楚包含更多力量的加入是反映了像權力轉移理論那樣的復合二元方法，還是類似于權力周期理論和體系領導理論的系統性分析。與早期的大國興衰理論相比較，進一步復雜化了這種可能性，因為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的歷史記錄在某些沖突中包括了更多的參與方，而艾利森則錯誤地將其描述為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競爭：例如，前者確認了16 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英格蘭和法國之間的競爭，而艾利森卻錯誤地將其描述為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競爭。通過隨意地訴諸二元和系統性的元素，修昔底德陷阱似乎繞過了關于適當分析單位的重要辯論，而沒有承認自己正在這樣做。這場辯論及其模糊性，對于從修昔底德陷阱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簡單來說，分析單位設定了案例選擇和描述的參數，從而得出關于戰爭原因和適當預防政策的不同結論。例如，在討論當前的美中競爭時，多蘭認為，體系轉型中的主要對抗

22

不在一個潛在的霸權國和其所謂的挑戰者之間；相反，崛起國所感受到的壓力并非像霸權-挑戰者格局那樣來自于衰落的較大國家，而是來自于中心體系底層崛起的小得多的國家。這導致多蘭在考慮沖突預防政策時，更關注印度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崛起，而不是中美之間的二元對立。

同樣反映體系領導理論的系統性取向，希思和湯普森也強調了超越二元對立的必要性。他們采用類似于多蘭分析的語言，主張將沖突概念化為既是地區性的也是全球性的系統性挑戰。然而，引入地區層面，使得體系領導理論能夠識別亞太地區內外的競爭，突顯了中國和美國如何推動相互競爭的自由貿易協定和國際銀行，并且理論家的分析包括了像越南、菲律賓和日本這樣的國家。體系領導理論強調了向這些國家（以及全世界）提供地區領導的必要性，以避免與中國的戰爭。因此，這兩種理論變體都說明了，一個更加系統的分析單位會導致對參與競爭的相關行為者的不同理解，并產生不同的政策建議。如果沒有一個清晰、一致且可辯護的分析單位，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會錯誤識別或誤解相關的案例和戰爭原因，并可能忽視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參與者，推薦出不恰當甚至適得其反的政策。

表 3 各大國興衰理論流派的分析單元

分析

單元 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周期理論 體系領導理論 世界體系分析

霸權戰爭理論修昔底德陷阱二元分

析

依賴于二元假

設檢驗，比較

兩個國家或綜

合實體與一個

國家的能力

批評二元分

析，認為其導

致理論錯誤

- - 不一致，有時強調二元，有時強調系統使用二元和系統元素，缺乏系統化和系統分 明確性析

系統性概念

化，但依賴二

元假設測試

使用系統分析

單位，觀察國

際系統的更廣

泛動態

系統性分析，

可能識別四個

或更多競爭方

采用系統性方法

表格來源：譯者根據原文內容整理而成

3. 因果機制

如前所述，關于概念形成和分析單元的爭論涉及到對修正主義和沖突原因的根本性分歧。簡而言之，一些大國興衰理論學者將結構性因素視為大國修正主義政策的主要誘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23

因，而其他學者則關注獨立于結構性因素之外的觀念和態度因素。學者們還對不同的行為體——即是崛起國還是守成國將引發熱戰——持有不同見解。這一辯論在很大程度上與二元對立和系統性分析的討論相似，系統性分析者根據結構性力量來解釋修正主義，而二元研究者則側重于非結構性特征。在此背景下，權力周期理論和權力轉移理論為這場辯論提供了鮮明的兩極。

對于權力周期理論，多蘭構建了“對外政策角色”這一概念，用以捕捉超越國家安全利益的“治國方略的行為組成部分”。然而，一個國家的角色和對外政策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相對能力周期中的位置所決定的，這意味著，例如，相對力量增長的意外放緩或衰落將迫使一個國家重新評估——并且通常大幅度修正——其國際目標和期望。在這里，多蘭的評論很好地反映了關于因果邏輯的辯論，因為他并沒有提供一個單一原因的解釋，而是提出了一個以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位置為中心的結構性解釋，來解釋修正主義意圖。

吉爾平在霸權戰爭理論中也肯定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隨著一個國家力量的增強，其尋求改變體系的意愿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這些因素是共同變化的，吉爾平認為，這是因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通常更容易承擔修改體系的成本。同樣，國際體系的結構在解釋修正主義對外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吉爾平也補充說，國內因素也可以改變這一成本效益方程式，并改變一個社會尋求改變國際體系的傾向。因此，霸權戰爭理論與權力周期理論提出了類似的主張，認為國際政治的結構導致修正主義與相對力量共同變化，即使其他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體系領導理論和世界體系分析同樣采用結構性解釋，但它們強調這些結構的經濟組成部分。例如，體系領導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和全球戰爭之間存在一種根本上的互惠關系：一個國家為了將經濟秩序重構為符合自身利益而進行全球戰爭，而經濟秩序與一個國家經濟利益的兼容性，在結構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沃勒斯坦則將國家間體系概念化為資本主義對無限資本積累驅動的政治表達。因此，這兩種理論變體都提出了結構性論點，但它們認為這些結構本質上是經濟性的。與這些方法不同，權力轉移理論提出了一個更復雜的論點，它在解釋戰爭時不那么明顯地依賴于結構性因素。奧根斯基最初將“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作為權力轉移的關鍵變量之一，與相對權力并列，從而為國家創造了一個二乘二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包

24

括了強大且滿意的國家；強大但不滿的；弱小且滿意的；以及弱小且不滿的國家。奧根斯基認為，只有強大且不滿的國家才會試圖對國際體系進行戰爭傾向性的修正。后來的權力轉移理論學者會對滿意度這一概念進行細微的解釋，并將其引向不同的方向。維斯娜·達尼洛維奇（Vesna Danilovic）證明，即使各國在全球層面爭奪權力，它也更具體地反映了地區滿意度和利害關系。維爾納（Suzanne Werner）和庫格勒則做出了不同的改變，他們在權力均勢、滿意度和戰爭之間的因果關系中增加了軍事建設這一決心的信號。無論如何，根據權力轉移理論，權力和滿意度并不一定共同變化。權力轉移理論對結構性因素的較少關注開啟了關于沖突因果敘事的進一步辯論——特別是關于誰發起戰爭的問題。雖然奧根斯基和庫格勒最初對于哪一方會發起戰爭表示猶豫不決，但后來一些權力轉移理論學者認為，發起沖突會通過疏遠國際秩序中滿意的成員國，從而降低主導國家的相對力量。另一方面，利維識別了主導國家的一種“預防性動機”，其會激勵他們先發制人。科普蘭補充了這一點，得出結論認為所有重大戰爭都是預防性戰爭，因為崛起的大國沒有資源去與一個更強大的對手，盡管這個對手可能正在衰落，挑起沖突。史蒂夫·陳（Steve Chan）同樣以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為例說明了這種預防性動機。因此，權力轉移理論對非結構性因素的開放性允許納入和測試更多樣化的變量集。

與此同時，修昔底德陷阱發展了一種關于崛起國和守成國“綜合癥”的概念，以解釋結構性摩擦如何引發戰爭。根據艾利森的說法，“崛起國綜合癥”突出了一個崛起國家對自己、自身利益以及獲得認可和尊重權利的增強意識；而“守成國綜合癥”則看到現有強國在面對衰落跡象時表現出的恐懼和不安全感的增強。艾利森認為，這些綜合癥的相互作用是不穩定的，以至于即使是外交事務中常見的爭端點也可能意外地觸發大規模沖突。

艾利森的兩種綜合癥有助于將結構性壓力轉化為集體心態的改變，解釋了權力轉移如何增加崛起國的權益感和守成國的恐懼感，使兩者都更容易升級沖突。這一貢獻雖然很有前景，但仍未具體明確，而且隨著人們對這些綜合癥的討論越多，這些綜合癥在修昔底德陷阱中所發揮的精確解釋作用就變得越來越不清楚。實際上，艾利森在腳注中給出了對守成國綜合癥最具有啟示性，盡管較為保守的描述，寫道這個綜合癥“僅僅要求崛起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處于上升狀態，并且其崛起足以激發守成國的恐懼”。在這里，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25

艾利森似乎表明，除了權力變化之外，還可能有其他因素促成了這個綜合癥的產生，但他并未透露這些因素具體是什么。

在其他部分，艾利森強調了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可能是這些非結構性的因果變量之一。這些評論表明，艾利森認為國家文化是理解和可能遏制沖突的重要因素，然而，無論是文化還是其他任何觀念因素都沒有與守成國內部如何激發恐懼的結構性解釋聯系起來。因此，盡管這些綜合癥以及文化差異的引入對于理解國家行為可能有所助益，但修昔底德陷阱因果故事中的模糊性再次使得這些觀點不如早期的因果機制，如權力轉移理論的（不）滿意度或權力周期理論的對外政策角色那樣有幫助。如同在其他爭論中一樣，這些差異再次導致了關于對外政策的重大分歧結論。例如，21 世紀初的權力轉移理論學術研究鼓勵美國通過更好地將中國的利益納入國際秩序來主動安撫中國。這樣做，有人認為，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強大且滿意的國家，不會追求好戰的修正主義政策。與此相反，多蘭預測中國將“通過第一個拐點，其長期加速的崛起突然轉變為不斷減緩的崛起”，迫使政府“面對其關于未來角色和安全的對外政策預期的不連續性”。與修昔底德陷阱預測的“自我意識的增強”不同，多蘭預計“中國可能會因為無法像以前那樣以相同的速度獲得相對于像印度這樣的對手的相對權力而飽受自我懷疑的折磨”，因此他提出了“管理中印關系”的方案，包括更廣泛的行動者——“美國、日本、俄羅斯以及中心國際體系的其他成員”——作為這一對外政策的代理人。多蘭明確的系統性和結構性傾向因此產生了更為全面并敏感于新興大國崛起不同階段的政策含義。

因此，大國興衰理論在這三組爭論上的不同智力賭注最終匯集成了截然不同的因果敘事和政策建議。雖然我們并不尋求裁定哪一種大國興衰理論最能捕捉這類沖突的細微之處，或者解決這些分歧，但我們希望恢復每種理論的獨特維度能夠為學者和決策者提供一個更全面和多角度的框架以理解中美關系。

表 4 各大國興衰理論流派的因果假設

因果

機制 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周期理論 體系領導理

論

世界體

系分析 霸權戰爭理論修昔底德陷阱結構

性因

素

結構性因素與

非結構性因素

共同作用，強調

對國際秩序的

結構性因素決

定國家在相對

能力周期中的

位置，導致外交

強調經濟結

構和全球戰

爭之間的互

強調資

本主義

積累驅

動的政

結構性因素決定國家尋求改變體系的意愿，國內因素也有結構性摩擦引發崛起國和霸權國的綜合癥，

26

滿意度 政策調整 惠關系， 治表達 影響導致沖突非結

構性

因素

重點：滿意度概

念，國家文化影

響政策

- - -國內因素改變國際體系修正的傾向文化對比影響國家行為，綜合癥解釋權力轉移引發的態度變化發動

戰爭

的動

機

強大且不滿意

的國家嘗試修

正國際體系

- - -預防動機激勵主導國家先發制人上升大國增強自我認知，統治大國恐懼引發沖突表格來源：譯者根據原文內容整理而成

四、結論：打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興衰理論可能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議。如權力轉移理論的支持者，可能希望通過將中國納入現有國際秩序，使其成為一個強大且滿意的國家，從而不大可能挑戰現狀。權力周期理論等其他理論則可能超越二元對立，指出例如印度的崛起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體系領導理論的支持者可能會關注美國國內政策，鼓勵在技術方面的內部投資，以預防中國對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的爭奪。這些不同的觀點中的每一個都比單獨的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更多的細微差別，并且當綜合起來時，它們為大國興衰理論學者可用的工具和政策制定者可采取的行動，提供了更全面的圖景。

因此，我們主張采用一種多元化的方法來對待大國興衰理論，這反映了其早期研究共同體的特點：在發展權力周期理論時，多蘭并沒有將其作為“正確”的理論來取代其他“錯誤”的觀點，而是認為每種大國興衰理論都“涉及一個獨特的視角，具有其自身的約束和優勢”。盡管我們同意批評者的觀點，即修昔底德陷阱在嘗試更大可及性時造成了更多的混亂，但其在不同外交政策話語領域中的持續存在以及艾利森的持續影響表明，這一模型不會很快消失。這種多元化的視角可以為大國興衰理論和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前進的道路，從而改善學術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

分析者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體現這種多元化。修昔底德陷阱的支持者應該從早期的理論變體中學習，并努力使模型系統化，發展出一種對所涵蓋的爭論有清晰且一致的方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27

法。另一方面，批評者應將注意力轉向修昔底德陷阱作為大國興衰理論的解釋價值，而不是艾利森對修昔底德的錯誤理解上。盡管修昔底德陷阱包含一些模糊之處，使其貢獻顯得晦澀，但它仍然指向值得探索的因素，如其對權力的更廣泛理解、國家特性和沖突領域。總體而言，多元化的態度應該促使修昔底德陷阱的支持者和與其他理論變體相關的學者，進行更精確的大國興衰理論研究。

最后，我們鼓勵國際關系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采取更萬花筒式的大國興衰理論方法。如引言中所述并被多蘭認可的那樣，每個模型都不能完美地捕捉特定案例的全貌，但卻能發現其他理論變體所忽略的見解，同時也會遺漏其他理論變體所發現的一些見解。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導地位掩蓋了模型自身的局限性，并模糊了其他大國興衰理論提供的見解，對所有人都不利。特別是政策制定者應通過其他理論變體的棱鏡來審視潛在的沖突，看看這些其他模型如何挑戰修昔底德陷阱的政策建議，或者提出替代建議。通過接受這種更為多元化的方法，分析者將更好地應對現實世界政治的超越范式的復雜性。? 譯者評述伴隨著中美兩大國之間戰略競爭的不斷演化，“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理論框架也成為了分析中美關系的主流范式。在這一背景下，本文作者敏銳地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對傳統大國興衰理論的過度簡化在解釋中美關系復雜性時所帶來的危險性，為此，他們通過全面、細致地回顧大國興衰理論的各類變體在權力的概念化、分析單元以及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爆發沖突的因果機制三大方面的異同，展現出了傳統大國興衰理論豐富的內涵。不過，本文雖然其通過總結、歸納大國興衰理論這一研究議程，在理論層面號召了學者避免陷入簡化、模糊的艾利森式“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在現實層面則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為復雜和細致的決策參考，應當說，本文最大的貢獻就是創造了Rise-and-Fall Theory 這一理論術語，并將修昔底德陷阱納入其中從而能夠幫助規避用過于簡化的視角來看待中美關系的危險傾向；但作為一篇綜述類型的文獻，本文不可避免地缺乏充分的創新性，尤其是本文并沒有在其深刻的理論分析和批判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替代性理論或至少是修正/整合既有理論的分歧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并沒有為其提倡的大國興衰理論的研究議程提供任何新的知識。除此之外，本文在梳理既有理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首先，其僅僅聚焦于冷戰時期流行的各類大國興衰理論，而

28

忽視了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古典淵源，即《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討論；其次，本文在討論不同理論變體在概念化問題上的異同時僅僅考慮了權力這一概念，而缺乏對其他重要概念的關注；又或是本文雖然聲稱采用了譜系學的研究方法，并且也分析了不同理論變體之間的異同，但在橫向上沒有對各個變體之間的聯系進行討論，在縱向上也對不同流派發展演變的過程著墨較少。簡而言之，本文恐怕尚且不能在如此篇幅之內完整展現大國興衰理論的全貌，然而本文至少啟發我們在分析國際關系時，需要超越單一理論的局限并應當采用多元化的視角，尤其是在未來應當在重拾大國興衰理論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整合既有理論的分歧點，以更加動態、整合的框架來評估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系，或者至少是以更加細致、深入的理論來解讀中美關系的未來。【校對審核：王宏宇余嘉榮李源】【責任編輯：封欣怡】

2024 年第 4 期（總第 16 期）29

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復雜性：立方體模型*

梅特·埃爾斯特魯普·桑吉奧瓦尼 奧利弗·韋斯特溫特[著] 范嘉元 [譯]①? 文章導讀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國際制度的復雜性已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作者為我們揭示了全球治理中制度復雜性的多面性與深遠影響。這篇文章首先探討了全球治理復合體這一概念，它不僅包括管理特定政策問題的重疊規則和參與者集群，還揭示了這些復雜系統在沒有正式權威的情況下如何運作。作者通過創新性的立方體模型，將全球治理復合體分解為三個關鍵維度：規模、多樣性和密度。規模反映了參與者的數量；多樣性展示了參與者的異質性；而密度則衡量了這些參與者之間聯系的數量和多樣性。這種多維度的分析框架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治理綜合體如何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產生不同的治理效果。此外，作者還引入了等級制、職能差異和復雜任務管理作為中介變量，展示了它們如何調節規模、多樣性和密度對治理結果的影響。例如，等級制盡管在理論上被認為不存在，但在實踐中卻隱含地影響著各治理機構的互動。職能差異則通過減少規則沖突，促進了機構間的合作。而復雜任務管理則強調通過有意的設計改善治理效果，從而在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實現更高效的管理。

* 原題為《全球治理的制度復雜性：立方體模型》，文章來源：Eilstrup-Sangiovanni M, Westerwinter O.,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cube: Varietie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2, 2022, pp. 233–262.

① 梅特·埃爾斯特魯普·桑吉奧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國際組織生態學、軍備控制與裁軍、跨國環境倡導等；奧利弗·韋斯特溫特（Oliver Westerwinter），瑞士圣加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括跨國公私治理、非正式治理、制度設計與效力、制度復雜性等。范嘉元，國政學人編譯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專業碩士生（2024 年秋），研究興趣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外交、對外傳播。

30

? 思維導圖一、引言

過去數十年來，國際制度數量激增，參與世界政治各領域的深度和廣度也在提升。衛生健康、知識產權、氣候變化等專業問題曾經由相對獨立的規則管理，如今則由多個宗旨和成員相互交叉的規則共同管理。國際制度的創建、演變和有效性從根本上取決于在其政策領域內運作的諸多規則之間的關系。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1

然而，制度復合體——即管理具體政策問題和行為體的重疊制度——彼此差異巨大。在不同的制度復合體中，所涉及的規則集和參與者的數量和類型、它們之間的重疊程度以及重疊規則發生沖突的程度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明顯的不同；對監管沖突的反應也是如此。因此，在全球治理體系日益復雜化的大趨勢下，各議題對應治理制度的差異也顯著增加。有待構建一個研究全球治理制度復雜性的通用框架。本文探討了全球治理制度復合體的性質和后果，以規模、多樣性和密度為自變量，以等級制、職能差異和復雜任務管理等單元排列機制為中介變量，為跨政策領域、跨地理區域和跨時間的全球治理各議題制度復雜性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礎。二、概念界定現有關于制度復合體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定義和概念，其中有兩個方面得到學界普遍關注與認同。一是機構重疊（institutional overlap），即兩個或多個國家間或組織的宗旨或職能相互交叉（Aggarwal, 1998; Alter & Meunier, 2009; Raustiala &Victor,

2004; Urpelainen & Van de Graaf, 2015; Young, 1996）。二是共享成員資格（sharedmembership），即使執行著幾乎相同的功能，成員資格完全獨立的國際制度也不會相互競爭（Gehring & Faude, 2014）。

有鑒于此，本文引入了“全球治理復合體”（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 GGC）概念，即管理特定政策問題的重疊和參與者的集群。全球治理復合體是一個由形式上獨立的組成的系統，它們的成員、任務或職能相互重疊，但在沒有正式授權解決規則沖突的情況下運作。全球治理復合體和制度復合體有三個顯著差異：第一，制度復合體往往是非等級制的（“管理特定問題領域的一系列部分重疊且無等級的”，Victor &Raustiala,

2004），而全球治理復合體具有（非正式的）等級制；第二，制度復合體中重疊的原則、規則、規范和程序必然相互沖突，至少是相互矛盾的，而全球治理復合體中的重疊制度也可能存在合作和良性競爭；第三，現有關于制度復雜性的研究集中在由國家創建并通過國家和政府間組織（IGOs）實施的正式、法制化之間的重疊上，而全球治理復合體研究各類行為體在不同層級的運作及所擁有的不同形式權威，超越了單一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互動體系視角。

32

三、全球治理復合體三維度：規模、多樣性與密度在社會系統理論中，復雜性指的是構成一個系統的要素數量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聯系。“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數量越多，復雜程度就越高”（Anderson, 1999）。社會網絡理論進一步表明，系統中各單元的多樣性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會產生系統效應（Granovetter, 1973）。

本文借鑒社會系統和網絡理論，確定了全球治理復合體結構變化的三個維度——規模、多樣性和密度。規模指的是一個綜合體的組成和參與者的數量，多樣性指的是這些制度及其參與者的異質性大小（如國家或非國家、正式或非正式），而密度則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數量和多樣性。

（一） 規模（Scale）

規模是全球治理復合體的最基本方面。一個系統中相互關聯的單元數量越多，該系統就越復雜。規模對全球治理的動態發展至關重要，由于討價還價成本以及監督/執行協議的預期成本會隨著參與方數量的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因此合作（無論是國家還是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合作）在規模大和規模小的情況下的運作方式是不同的。例如，理性主義合作理論認為，集體行動問題更容易在小團體中得到解決，因為在小團體中更容易建立透明度和信任（Olson, 1965）。規模對治理成本也有影響。在解決某個問題時，必須考慮的規則、程序和參與者的數量越多，治理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規模越大，可能會使預測不同行動的后果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導致不可預測的結果和不確定性的增加。最后，在某些情況下，行為體眾多可能會加劇對稀缺資源的競爭，進而減少間的合作。（二）多樣性（Diversity）

全球治理的許多領域都以制度的拼湊為特征，這些在機制設計（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者（公共部門還是私營單位）和空間范圍（雙邊和多邊）方面各不相同（Biermannet

al.），制度多樣性是大多數政府間合作機制的共同特點。本文將多樣性影響全球治理過程和結果的路徑概括為四條：第一，多樣性可能增加治理行動成本，因為具有不同利益、實踐、文化和管轄權的異質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比同質單位之間的交流更加困難。第二，多樣性可以提高合法性。因為國家、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的參與可以為政策議程提供更廣泛的合法性基礎。第三，多樣性可塑造間關系。例如，多樣化的治理綜合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3

體有可能使一些參與者（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間組織）能夠協調其他參與者（主要是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的行動。第四，多樣性可以提高效率。如果重疊的制度和代表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具備不同的專業知識或提供不同的決策程序，那么這些重疊的互動可能會產生巨大的附加效益。

（三） 密度（Density）

本文將全球治理復合體的密度定義為“制度復合體各組成單位之間的‘關系復雜性’”（Anderson, 1999）。密度對全球治理復合體也有著重要影響。在信息、資源、政策需求和實際支持通過多種渠道進行交流的情況下，高密度意味著各的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從而有可能在一個政策領域內啟動更廣泛的變革進程。聯系緊密的可能是更頻繁、更有效的組織者，并成為與綜合體聯系較少的的協調中心。另一方面，任務或職能的密集重疊也可能加劇對權力和資源的競爭，降低合作傾向。

上述三個維度可以構成一個“全球治理制度復雜性立方體”（如圖1）。它可以作為一種分析排序工具，凸顯現有全球政治體制復雜性概念之間的重要差異；也能夠幫助研究者研究人員繪制現實世界中全球治理各議題制度復合體的變化圖，便于進行系統的比較分析。

圖 1 全球治理制度復雜性立方體

（四）中介變量

在三個自變量基礎上，本文引入單元排列機制作為中介變量，用于調整全球治理復合體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并調節規模、多樣性和密度對治理結果的影響。其中，等

34

級制（縱向分化）、職能差異（橫向分化）和復雜任務管理模式是排列機制的三個主要原則。

1. 等級制（縱向分化）

等級制是指各在確定政策領域內的互動條件時，對其他權威的認可程度。現有研究想當然地認為，制度復合體是非等級制的。但本文認為，盡管全球治理復合體缺乏統一、正式的等級制度，但在成對之間可能存在著明確的等級關系（例如，許多地區貿易協定都嵌套在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系中）。此外，治理先行者可能會獲得信息和其他優勢，使其能夠確定后來者必須適應的規則和程序。2. 職能差異（橫向分化）

職能差異是指具有重疊授權或成員資格的專注于履行不同的職能或任務。任務差異往往會減少規則沖突和戰略論壇選擇的可能性，因為各個都專注于不同的任務，這就降低了它們的可替代性。相比之下，履行類似職能的更有可能出現管轄權沖突和競爭，因為國家可以更自由地進行監管套利。職能差異還可能促進間合作，因為各個專門從事互補性任務。另一方面，職能差異過大可能會降低合作和由此產生的創新所帶來的潛在收益。

3. 復雜任務管理

復雜任務管理指通過有意的（而非自發或未經協調的）努力，即行為體通過戰略性地（重新）設計治理綜合體的結構特征，來改善彼此之間的互動。因此，復雜任務管理涉及創建（或操縱）相對固定和穩定的體制機制，以促進間的合作。復雜任務管理的另一種策略是“情境設計”，即在現有的基礎上創建具有互補性設計的新，以填補治理架構中的空白。

四、治理成果許多研究者擔心，制度復雜性會促進狹隘的利益，同時降低整體治理效率。重疊的任務可能會造成僵局，因為缺乏正式的等級制度會導致爭論和相互否決激增，而相互沖突的規則會鼓勵不遵守規則和投機取巧。本文從間合作、解決問題能力、權力分配三方面簡要探討了全球治理復合體三個維度的影響。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5

就合作而言，由大量和參與者組成的全球政府間組織會產生更高的合作交易成本。盡管較大的規模可能會為較小的之間的合作提供獨特的機會，但規模的不斷擴大會導致間合作水平的降低。組成的人員或職能高度重疊（即密度增加，譯者注）會增加爭奪稀缺資源的可能性，從而降低合作的積極性。多樣性既可能提供互補，也可能使互動更加繁瑣、交流成本上升。

就問題解決能力而言，有效解決問題往往需要獲取廣泛的信息、專業技能和知識。規模較大的全球政府間組織匯集了眾多參與者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和專業知識解決具體問題；高密度可能會為頻繁的信息和知識交流提供基礎，從而促進學習，從而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多樣化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庫可能會促進實驗和創新。上述助益能否實現，也取決于干預變量，如非正式等級制度或職能差異的程度。就權力分配而言，許多全球治理復合體的規模、多樣性、密度增加有利于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擴大權力，因為與非政府組織和企業行為體相比，它們擁有在復雜環境中活動的必要資源。然而，在人權和環境保護等領域，非國家行為體也有可能掌握關鍵信息或重要資源，成為重要協調者。

五、結論與展望本文旨在提供基本概念工具，以解決一系列共同的理論、經驗和方法問題，并說明這些工具可如何推進全球治理復雜性的研究議程。具體而言，本文尋求在如何操作、衡量和比較不同政策領域和不同時期的治理復雜性方面給予更多的重視。在全球治理復合體中，尚有許多與復雜性管理相關的問題尚未得到充分探討。例如：如何針對制度復合體的系統和結構特征開展管理工作？哪些行為體可以使用哪些管理工具？等等。總之，本文有助于加深對全球治理復合體的出現、演變和影響的理解，并有望闡明當代全球治理中不同類型的正式和非正式之間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 譯者評述全球治理一般是指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機制解決全球性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制度復雜性指數量眾多的制度在部分功能重疊領域的治理結構，以及制

36

國際制度的嵌套與互動。王明國教授指出，全球治理制度（機制）復雜性之所以廣受關注，是因為國際制度與組織是全球治理最主要的依賴工具，構成了全球治理理論的核心。有關全球治理制度復雜性的研究十分豐富，本文只是一個側面。事實上，立方體模型的三個自變量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制度規模增加帶來宗旨和職能重疊，導致密度增大；密度增加背景下，不同的國際制度為體現自身獨特性和問題解決能力競爭，增加了國際制度的多樣性；多樣性又推動了新制度產生和現有制度重疊，反過來增加規模和密度。因此，只有首先明確三個自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才能使用本文提出的立方體模型描述某一全球治理議題制度復雜性的演化過程。

那么，如何利用立方體模型開展研究？譯者認為，立方體模型可用于反映特定議題不同時間點的制度復雜性情況和關聯議題制度復合體之間的聯系。在明確參考系和計分標準后，以三維坐標點對應一項國際制度或組織，坐標點之間的連線反映制度之間的互動，如此可用圖像直觀反映特定議題在特定時間點制度復雜性；對于多個關聯議題，可分別作出圖像，再以虛線連接，呈現議題之間的聯系和關鍵制度的功能擴展。此外，“多樣性”變量的作用機制，立方體模型如何應用于高政治議題等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校對審核：丁偉航】【責任編輯：封欣怡】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7

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發展圖景與研究路徑?

阿金·溫佛 [著] 沈好文 [譯]

①

? 文章導讀習近平主席在致 2022 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的賀信中明確指出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得益于數字賦能時代進步，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應運而生。經濟學、教育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逐步吸納機器學習、大數據處理等計算機科學研究方法來更好地提取社會發展、政治互動、人口流動等有價值的信息以進行相關議題研究。在此背景下，計算政治學乘勢發展，強有力地推動了政治學知識邊界的拓展和知識體系的更新。而且2024 年1 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正式發布，將計算政治學列為了新的政治學二級學科，可見互聯網時代下數字技術催生政治學建設迸發全新活力。本 文 選 取 計 算 政 治 學 的 熱 點 研 究 領 域 計 算 國 際 關 系 學 （Comput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為切入點，以探究其發展歷程、熱點議題及優化方向為研究任務。首先，本文指出計算國際關系學源于但不完全依賴于計算社會科學，而是依托數據挖掘、自然語言處理、地理空間分析等信息技術工具來整合分析數據，進而檢驗國際關系理論適用性、研判國際局勢走向，具體來說可從話語文本、制圖、建模、通信以及互聯網五方面著手厘清其研究邊界。其次，合格的計算國際關系學學者不僅要關注自身計算方法的掌握與更新，還要加強對學生的大數據運算能力培養。再次，計算國際關系學極大地便利了學者獲取沖突危機中國際局勢演變的動態，但也面臨算法干擾問題。最后，本文肯定了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發展? 原題為《計算國際關系學視域下互聯網與算法編程的價值與意義》，文章來源： ünver H A. “Comput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can programming, coding and internet research do for the discipline,”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and Peace, Vol. 8, No. 2, 2019, pp. 157-182. ① 阿金·溫佛（H. Akin Unver），奧茲耶金大學（Ozyegin University）國際關系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計算社會科學、恐怖主義等議題。沈好文，國政學人編譯員，吉林大學國家安全學專業研究生。

38

潛力，但也對其濫用、誤用風險發出警告，并強調了跨學科融合的必要性。總得來說，本文深入淺出地剖析了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發展圖景及熱點內容，為優化跨學科結合度和學術能力提供了極具借鑒意義的方向與建議。? 思維導圖一、明晰計算國際關系學的概念計算國際關系學的出現得益于計算社會科學革命。《設計社會科學研究》（DesigningSocial Inquiry, DSI）確立了國際關系和政治學的正統方法論，并成為了所有方法論課程的主要教材。但關于 DSI 的爭議持續至今，具體來說就是定性陣營質疑實證主義關于回歸分析和統計建模的方法論，數據的規范性、計算的有效性都影響著整體因果關系的解釋力。而計算社會科學作為自然科學同社會科學的橋梁，終止了原先無休止的方法論爭辯。計算社會科學作為交叉學科，主要依托大數據處理來解釋描述社會現象。作為新生學科，計算社會科學面臨很多質疑，這同研究的主觀性以及科技發展環境瞬息萬變不無關系。

（一） 計算社會科學簡史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39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社會科學下屬的多類學科在不同時期經歷了對計算機等輔助工具的采用、放棄、邊緣化和重新利用的方法論發展過程，雖然很難準確把握計算社會科學的發展軌跡，但可以勾勒出大致進程輪廓。

20 世紀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的動態系統理論和人工智能辯論推動了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的誕生以及基于主體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在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中的普及。20 世紀 80 年代，得益于信息科技的進步，社會研究領域出現了數據挖掘等多元研究方法雛形。20 世紀 90 年代，互聯網數據、復雜性研究、城市系統建模在社會研究領域建立了多元聯系。進入 21 世紀后，生產量化數據的計算模型被廣泛運用于認知、決策、社會互動等研究領域的系統分析中。隨著數字平臺、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普及，計算社會科學加強了對多元且新穎數據的采用，這也將其同以信息技術為工具的社會科學區分開來。因為前者是處理實時海量數據，而后者則是依據計算機程序來處理定量社會數據。

計算國際關系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但又不完全依賴于計算社會科學，而是以權力、沖突與和平、國家行為等國際關系議題為核心，并將研究對象拓展至非國家行為體。計算國際關系學依靠大量數字化社會足跡來挖掘和處理現實事件，側重于觀測海量數據的在線活動變化，這使得其超越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論分歧，突破了現有研究限制。（二） 繪制圖譜：計算國際關系學的主要問題

計算國際關系學作為新興學術領域，其研究邊界尚不明確，可以嘗試從語言、制圖、建模、通信和互聯網五方面進行探究。

1. 語言與文本

語言學一般用于社會科學和國際關系學的定性研究，但信息技術的出現為有關文本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定量語言學于 20 世紀 60 年代便已存在，但同國際關系相關的計算語言學則是新興議題。文本的數字化與語音識別技術極大地便利了數據檢索，賦予了文本可搜索、可量化、可測量的可能性。而且文本挖掘工具的出現使得學者不僅可以進行信息檢索，還能在超大文本數據集之間探尋多元聯系、建立關系圖譜。主要有三類文本挖掘工具：一是信息檢索，稱得上最古老同時也是最容易借助編程復制的文本挖掘工具，主要通過匹配特定詞匯來實現數據搜集；二是自然語言處理，主

40

要通過建立語料庫來實現信息提取與數據挖掘，將文本分析引入了人工智能領域；三是信息提取，依托自然語言處理搭建的語料庫實現文本數據的非結構化到結構化的轉變。文本挖掘同話語分析、過程追蹤等其他研究方法共同使用將事半功倍，但要特別注意語料庫建設中對不同文本細微差別的把握與展現，避免概念過度延伸或者建立無關緊要的數據庫。

2. 制圖

制圖背后的地理空間分析是國際關系的核心，主要是指將坐標、海拔等地理位置信息同其他統計數據相結合進行可視化分析，屬于剖析戰爭、沖突和不平等現象的重要工具。

如今的智能設備和社交軟件往往自帶位置信息，這為社會科學帶來了新的研究要素，包含地理信息的社會數據集助力學者細化研究顆粒度，深入探究政治現象的因果關系。地理空間研究既可以在地理信息系統專用程序上實現，也能在具備地理信息系統插件的編程平臺上進行。此外，地理空間數據可分為兩類：一是矢量數據，即地圖上指定或是包圍特定坐標的點和多邊形；二是柵格數據，即三維立體呈現地圖的航空圖像和數字地面模型，這對分析水文和交通系統至關重要。相關數據集通常儲存在專用地理數據庫中，用戶可以從中下載有用的信息，也可以通過手動輸入或信息技術來生成自己的數據庫。地理空間信息集成技術實現數據可視化的同時，還有助于學者對現實現象或學術理論進行檢驗。

3. 建模

對社會事件進行數學和物理建模不足為奇，早在 20 世紀60 年代便有學者將自然科學原理與函數計算用來分析社會現象。在過去十年中主要有數學模型、物理模型和生物有機模型三類建模方法，信息技術的發展顯著提升了以上模型的說服力與影響力。第一，社會科學的數學建模建立在一個爭議性的假設之上，即人類行為歸屬于一定常量范圍內，并能進行數字化觀測。該建模有效弱化了主觀性的干擾，因而被廣泛運用于檢驗平衡、穩定、秩序等方面，且效果斐然。

第二，社會科學的物理建模受制于彼此學科間聯系性文獻的缺乏而更為復雜，且并不直觀。但隨著跨學科研究學者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當下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了兩大物理模型運用熱潮。第一種是處理粒子系統相互作用的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41

主要用于處理社會科學中的危機擴散事件。例如，可運用該模型來預測沖突事件擴散至不同鄰國的事件與可能性，準確把握沖突擴散的距離和速度。第二種是觀測一定溫度下微觀粒子運動速度的概率分布的溫度模型（Temperature Models），主要用于分析聯盟或一定區域內的外交壓力、國際社會拉幫結派或推卸責任的行為。例如，在外交壓力下一國可能會礙于盟友權勢而跟隨其簽署有損本國利益的條約。第三，生物領域的流行病學模型（Epidemiology Model）遠比其他模型更能深入剖析社會科學議題。流行病建模主要描述疾病通過預先設定的媒介網絡進行傳播的過程，社會科學學者借此來理解暴亂、抗議、移民等集體行動與民眾動員事件。流行病學模型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基于無序性、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來進行測量與理論概念化，極大地便利了對社會行為的數字化監測。

4. 通信

數字技術帶來了通信領域的新一輪發展飛躍，便利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社交媒體的興起實現了在互動式環境中對人類交流的觀察，促進了信號傳遞、認知偏差等議題的探討。此外，社交媒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信息傳播的途徑，大數據會依據用戶的差異化偏好進行精準推送，無形中催化了民眾觀點的分化與對立。因此，政治信息的網絡傳播途徑及呈現方式成為了政治學和國際傳播學研究的重要爭論點。數字空間中網絡機器人是通信領域的新興熱點。網絡機器人加劇了假新聞和誤導性信息的散播，擾亂社會風氣，且背后不排除人為因素的引導。對此，學界給予充分重視，竭力探尋該類機器人如何在換屆選舉或國際危機等重要時期發布相關信息掀起輿論風浪。網絡競選對政治進程和社會動員的影響力也是通信領域中同國際關系密切相關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投身其中，探討在線競選的作用、網絡政治信息對個人行為的影響等諸多議題。

5. 互聯網

數字網絡議題日趨流行，學者借此研究數字空間中政治與權力的關聯，明晰國家外交網絡的同時探尋非國家行為體間的互動往來。

經典網絡理論（Classical Network Theory）側重于對個人社交網絡及正式契約關系的分析，為主體間復雜的互動往來建構分析框架，不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層面的關系都能被其有效概念化和理論化。因為網絡理論并未采用國際關系主流的分析方法，而是關注不

42

同層次和主體間的互動并探尋背后的因果關系。得益于現代信息技術，網絡理論還能夠依托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來觀測各類關系的實時變化。二、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計算國際關系學學者當前尚未有專業化規模化的計算國際關系學研究，但是可以通過學習計算社會科學的知識來明晰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方向。

計算國際關系學培訓大致分為兩方面。第一是關于學生的技術基礎。數據可視化、建模、估算及統計能力是首要前提，在此基礎上了解滿足計算需求的多元數據類型、處理原則以及主流程序運用。同時還應加強應對復雜研究的定性課程培訓，從而提升學生的整體分析總結能力。

第二是關于學者技術能力的掌握與更新。同語言一樣，計算機科學也需要日常使用來記憶和儲存相關運用知識。而學者應以思考以下三個問題：能否掌握計算科學分析工具；如何在理論建設和計算機科學方法論之間取得平衡；哪些計算工具需要自己運算，哪些可以外包。結合實際來說，至少需要半年來熟悉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探究如何借助文本和軟件實現數據可視化。雖然計算機的研究方法不斷更新迭代，但其基本原理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掌握基本的編程語言和功能后將顯著提高對新型編程知識和平臺的適應能力。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要暫時忘卻社會科學學者的身份，全身心沉浸于計算機科學思維以探尋不一樣的研究視角。計算國際關系學培訓最難的部分是掌握計算機科學原理與方法后，還要主動回歸社會科學這一起點，在核心理論讀物的引領下重新思考該領域基礎知識的價值意義與創新方向。

三、沖突研究學者如何從計算國際關系學中獲益？計算國際關系學難以通過應用于單一性研究問題來解釋，其重點研究方向是沖突影響下社交媒體與國際政治、比較政治發展的關系。

近年來沖突事件研究開始關注量化計算，數據的存在方便學者跟蹤沖突模式、目標選擇以及單一或多重邊界爭奪事件。大部分數據都來自于國家層面或者報道戰場動態的

2024 年第4 期（總第16期）43

主流媒體公司，但是如果以上主體無法進入的沖突禁區又該如何獲取數據呢？社交媒體的出現為此帶來重大轉折。非國家行為體的民眾以及武裝分子開始利用社交媒體報道武裝沖突、死亡報告等重要信息，禁區內的戰斗和內幕情況借助數字化力量以地理標簽的形式逐分鐘更新傳播。而這為相關研究學者提供了絕佳的沖突計算數據，更成為了數字社會學的早期衡量標準，即在日益互聯的世界中，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最基礎支撐？在緊急時期，哪種社會組織力量能夠動員群眾采取集體行動？數字世界的破壞和干擾者也是熱門議題，例如國際危機期間的假新聞。針對危機期間的數字化傳播，本文綜合現有文獻及現實事件后認為網絡水軍，即自動化算法操控的社交媒體賬號集群所發送的推文會在短時間內（15-20 分鐘）不成比例地增加，并會在某一個時間節點驟減至消失。而由人類發送的網帖的大多呈現階段式變化趨勢，整體持續性更優。

四、國際關系學如何從大數據和機器學習中獲益？大數據和算法徹底改變了社會科學，并會影響國際關系學今后幾十年的發展方向。計算科學研究的潛力在于：一是數據規模龐大，傳統的定量或定性工具難以高效應對處理；二是計算科技的存在使得學者能夠放大或縮小人類行為的各個層面以深入探究相關問題。數據革命推動學界重新思考國際關系研究的分析層次問題，大數據給行為研判、認知偏差、世界觀等微觀層面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可能性，并為探究集體行動、民族主義運動等中觀層面以及意識形態、身份認同等宏觀層面問題提供了龐大的數據量。大數據和計算工具能幫助學者更好地模擬和理解人類行為，但也存在濫用和夸大的風險，即過于依賴信息工具的處理能力而忽視了文化差異和區域差異。對此，應超越計算機研究本身，建立跨學科關聯，借助智能算法來追蹤全球民族主義情緒、國際危機時期輿論等重要議題。未來的國際關系研究者也應擁有基礎編程能力，從而為同計算機科學的互動打下基礎。

44

? 譯者評述計算國際關系學作為新興研究熱點，彌合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的鴻溝，為多元研究設計的方法論奠定了堅實基礎。本文聚焦于此，在明晰計算國際關系學同計算社會科學的淵源以及其主要議題的基礎之上，深入探究如何提高學者對算法工具的掌握能力，從而為升級國際關系學同計算機科學的結合度提出優化路徑。本文的創新點如下。一方面，研究議題符合數字化社會轉型的演變需求。信息科技革命催化了計算社會科學的誕生與發展，而其重要研究板塊計算國際關系學作為學科理論研究與方法范式創新的融合代表，推動了國際關系學在運算效率、數據維度、科學效力等方面取得了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從學者研究能力的提升切入探討學科發展路徑。文章指出計算國際關系學研究者應追求將理論思維內嵌于學術實踐中，爭取實現學科理論知識和技術方法訓練兩手抓，并強調了培養學生即后備研究者數據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力爭在源頭上規避數據算法的黑箱操作，以防計算國際關系學落入“證實主義”陷阱之中。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指文章關于計算國際關系學的優化方向描述過于籠統，具體可操作性有待加強。未來研究方向可以重點關注計算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的規范性。一方面，可以著眼于計算國際關系學的“炫技”爭議。海量數據的計算分析是其學科發展的獨特之處，但也存在工具化發展爭議，因而要大力推動實證研究同國際關系理論的雙重驅動，避免過度依賴技術手段而忽視了政治學邏輯思維的價值。另一方面，須關注技術倫理問題。計算國際關系學追求學術研究和技術應用有效性與創新性的同時，還應落實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這既需要聚焦敏感研究議題的倫理風險，也應加強對研究人員及技術開發人員的倫理培訓，在不違背社會正義的前提下促進計算國際關系學的創新發展。【校對審核：丁偉航】【責任編輯：封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