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5 月第 3 期 總第 15 期

2024 3

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

編輯委員會

主 編：宋亦明

副主編：張 耀

審 讀：丁偉航 施 榕 李 源 賴永禎

執行編輯：邱意雯

責任編輯：封欣怡 嚴瑾怡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Yiming Song

Executive Deputy editor: Yao Zhang

Reviewer: Weihang Ding, Yuan Li, Rong Shi, Yongzhen Lai, Yao Zhang

Managing editor: Yiwen Qiu

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學 刊 簡 介

《國際關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簡稱《前沿》）是國政

學人學術共同體發起創辦的電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國際關系領域具有開創性、前沿

性、學理性、實證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國際關系領域主要期刊新近發表的學術成

果，以此搭建了解國際學術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論文

編譯計劃”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國際關系前沿》電子學習資料的基礎上，2022 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為雙月刊。《前沿》每逢偶數月的月初發布，同時按需印制紙質版。

《前沿》具有 2 個常設欄目：“前沿編譯”欄目每期精選 8-10 篇文章，其篩選自國政

學人新媒體學術平臺往期發布的較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的推送。“新刊速遞”涵蓋 25

本學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發的最新文章的題目和摘要。《前沿》作為非正式出版刊物，

以公益性學習分享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

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

《國際關系前沿》編輯部

2022 年 1 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5 月第 3 期 總第 15 期

前沿編譯

- 國際關系理論 -

如何發展國際關系理論：來自核心與邊緣的啟示 ............................................. 巴里·布贊 1

三個世界：西方、東方、南方和塑造全球秩序的競爭 ............................. 約翰·伊肯伯里 8

混合方法是否比純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更有說服力？ ................................... 安東·皮茲 16

歷史、國際關系與綜合方法：思考更強的跨學科性 ............................... 史蒂夫·耶蒂夫 23

- 技術與國際關系 -

雙重用途騙局：技術如何塑造國際關系中的合作 ............. 簡·韋曼 特里斯坦·沃爾普 31

新興技術、戰略與國際秩序 ....................................... 簡·考夫曼 凱瑟琳·赫奇科克 等 41

經濟與安全的權衡：東南亞國家對中美技術競爭的反應 ....................................... 郭清水 48

- 國際安全 -

如何理解地緣政治“回歸”？ .................................................................. 卡斯滕·尼克爾 56

聯盟政治的信任視角：不對稱、拋棄與聯盟凝聚力 ............. 馬蒂·佩蘇 維爾·辛科寧 64

- 國際政治經濟學 -

半導體供應鏈中的跨網絡武器化 ............................. 紀堯姆·博米爾 麥迪遜·卡特萊特 72

產業政策與價值鏈升級的政治經濟學 ................................................... 阿米爾·萊比杜伊 82

前沿動態

《國際組織評論》（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91

《歐洲國際關系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97

《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 ........................................................................ 105

《國際研究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11

《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 ............................................................................. 118

《劍橋國際事務評論》（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24

《中國國際政治季刊》（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28

《太平洋評論》（The Pacific Review） ...................................................................... 132

《亞太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 137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

如何發展國際關系理論：來自核心與邊緣的啟示 ?

巴里·布贊 [著] 張倍禎 [譯]①

? 文章導讀

為何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占據了學界主流？西方和外圍地帶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

為何存在如此之大的鴻溝？巴里·布贊指出，西方和外圍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如何

發展的這一話題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核心目的在于回答如何彌補以盎格

魯圈為代表的中心地帶與外圍地帶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鴻溝。對于一個國際關系

理論而言，何種要素是重要的（What counts）？從分類學的角度來講，理論是簡

化的現實，從一種基本的情形出發，各種事件都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共同享有

某些極為重要的相似性。這一觀點不僅為學術工作者提供了一種基礎，也為非學

術工作者比如實踐家、公共知識分子等提供了框架，使其可以形成自己的理論體

系。對于非學術工作者而言，他們的理論體系往往來源于實踐，理論宏大且具有

總體性，采用“現實—簡化—共性”這種模式來提出理論。

作者從西方與其他國家在國際關系理論生產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這一事實出發，通

過比較歷史的方法，分別對比了國際關系理論的西方（核心）模式與外圍（邊緣）

模式的理論產生動機、理論來源與理論生長的環境。本文也對于那些似乎對不利

于國際關系理論成功產生的條件和環境進行了研究。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了對

國關理論發展的未來展望，國關理論需要的是將本土的歷史與文明財產相結合，

產生特色的理論，作者同時也表達了希望以世界歷史的視角將整個世界文明體系

都納入整個理論體系的期待。

? 文章來源： Barry Buzan, “How and how not to develop IR theory: lessons from core and periphe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4, 2018, pp. 391-414.

①

巴里·布贊（Barry Buzan），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理論、國際安全與世

界歷史。張倍禎，國政學人編譯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興趣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國際組織。

2

? 思維導圖

一、引言

Anglosphere）和歐洲的一些地方有國際關系理論，而其他大部分國家沒有。因此，本

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縮小其他國家和西方之間的國際關系理論差距。本文將通過考

察國際關系理論興起的動機、來源和環境以及似乎不利于國際關系理論迭代演進的環境

來回應上述核心問題。

本文的有效性基于以下假定：在一個地方和時間形成（或沒有）某種行為的事物將

與在其他地方和時間產生（或沒有）這種行為相關。首先介紹何為國際關系理論，然后通

過比較歷史的方法分別研究西方（核心）模式和外圍模式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最后得

出具有指導性的結論。

二、何為國際關系理論？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將對國際關系理論采取一個廣義的定義。理論是簡化現

實的。它從這樣一個假定出發：在某種相當基本的意義上，每個事件都不是唯一的，而是

可以與其他具有重要相似之處的事件聚集在一起。這種觀點從分類學出發，同時為學術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

界的學術意義上的理論和非學術界的大框架思想開辟了空間。在學術領域內，本文在狹

義的理論定義上也將遵循上述觀點，將更硬和更軟的路徑都算作理論。本文也同樣包含

規范理論（normative theory），即某些結構或者實踐的哲學倡導，因為其出發點是好的。

本文這種更廣泛的方法跨越了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生產者的學術界和實踐者的領域。

無論是西方還是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思想或世界觀，都應該被視為對國際關系的思

考，甚至應該被視為國際關系理論，如果它們是強大的、有影響力的、系統的和/或足夠

概括或易于概括的。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將開始對西方在國際關系理論的成功進行考察。

三、西方模式（The Western Model）①

歐洲具有從廣義理論思考國際關系的悠久歷史。現代國際體系以及為人所熟悉的概

念（民族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等）和制度大多是在 19 世紀形成的。在現代國際關系的

整個過程中，英國和美國是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盎格魯圈在國際關系理論學術學科知識

生產中尤為突出。本文將從兩方面討論其作為知識來源的成功：什么讓這些國家成為國

際關系理論化的豐碩來源以及它們創造國際關系理論依靠的資源是什么？同時，本文也

將討論在結果上，在盎格魯圈或者更廣泛的西方國家中，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是否以及

為何存在差異。

在國家性質上，最明顯的特征是，英國和美國都是或者曾經是全方位超級大國，其

在全球范圍內都有經濟利益和聯系，也是各種廣泛的全球網絡的中心。較小的盎格魯圈

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新西蘭）對國際關系理論也有很大興趣，這些國家的

反常可以用其與上述兩大國在文化和學術上的密切關系和互動來解釋。這種解釋同樣適

用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作為小國，其在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方面富有成效的研究可能

同樣來源于與美國和英國的密切聯系。其次，英國和美國（以及上述的較小盎格魯圈和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是富有的自由民主國家，具有就社會、經濟科學和政治問題進行

公開辯論的悠久傳統。并且這些國家都支持高質量的大學，有鼓勵獨立研究的強大傳統。

①

下文亦稱核心模式。

4

作為高等教育體系的一部分，這些大學為理論工作提供了實踐、資金和職業激勵。獨立

的學術組織也是重要的促進理論發展的工具。

動機和研究能力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那么什么為國際關系理論

提供了來源？首先，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理論為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重要的來源。幾乎

可以認定的是，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歷史的抽象概念，并與西方政治理論相互

交織。例如，現實主義是 18 世紀歐洲均勢和 16、17 世紀的結合，甚至可以包括古希臘

的政治理論。自由主義是從 19 世紀和 20 世紀西方政府間組織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抽象

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對 19 世紀和 20 世紀歐洲政治經濟學和歷史社會學理論的另一

個分支的抽象。英國學派是對 19 世紀歐洲外交行為的抽象，也是歐洲悠久的法律理論傳

統的抽象，其基礎假設是，包括國際法在內的所有法律都必然以一個社會的存在為前提。

建構主義并不是那么明顯地從西方實踐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從知識哲學中汲取出來的。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部分伎倆是制造和維持歐洲中心的假定，即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理

論是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理論。只要西方保持全球主導地位，這個神話就相當容易維持。

但是，隨著非西方國家對現代性的適應，并越來越多地擁有財富、權力和文化自信來維

護自己，這個神話開始破裂。

理論發展的一條具體路徑是對當前事件帶來的壓力和激勵做出反應。詳細來講，國

際關系理論的許多發展受到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擁有全球利益、 全球知識和意識并需

要有助于其外交政策的知識的富國和強國；這些國家的教育和公共領域鼓勵和允許公開

辯論，重視“科學”方法，并獎勵學術貢獻；在當時流行的一般思想對公眾和學術思想家的

影響；一系列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挑戰和機遇的各種刺激。由特定事件引發理論發展的一

個集中例子是 1919 年國際聯盟成立后，人們對政府間組織的興趣激增。這構成了所謂的

“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階段。上世紀 90 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在冷

戰結束后為盎格魯圈創造的良性國際環境下，民主和平論、霸權穩定論和制度主義等自

由主義理論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廣受歡迎。國際關系理論的來源，或者說受歡迎程度，

取決于其與當前事件的契合度，例如現實主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興起。

國際關系理論的第三個來源是“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國際關系跨越了許

多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加上世界史，更多通過其所關注的范圍來定

義自身，而不是某種特定形式的社會行為。由此，國際關系必然是更多地從其他學科引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5

進的，而不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擁有自己的核心理論或者方法來定義。例如格雷厄姆艾

利森引入了組織理論，羅伯特·杰維斯引入了心理學，肯尼思·沃爾茲引入了社會學等。國

際關系也同樣引進了定量的和后結構主義的方法論。

西方模式內部也存在因文化與制度和本國所面臨的外交問題而產生的理論分化。由

此，為應對西方中心-邊緣體系的邊緣地位，歐洲國際關系共同體發展了三種應對策略：

學術自立（法國）、順從的邊緣（意大利、西班牙）和多層次研究合作（北歐、荷蘭語和

德語區）。日本則并不關注理論。歐洲和盎格魯圈的其他國家也有理論，但與美國的理論

存在差異。

從西方模式中可吸取的經驗可被總結如下：

大國，尤其是超級大國，更有可能擁有資源和動力來培養對國際關系的思考，而實

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條件是大學系統資源充足，可以相對自由地追求思想，并擁有促進和

獎勵研究的激勵機制；

至少到目前為止，西方已經非常成功地從自己的歷史和政治理論中汲取了國際關系

理論，并將其轉換為普遍有效的理論；

國際關系作為一個領域的性質使其對來自其他學科的思想和對當前事件作出反應的

需要都是開放的。這兩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資源充足、相對自由和開放的大學體系；

文化與外交政策議程的性質和國際關系理論類型的發展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系。

四、外圍模式（The Periphery Model）

外圍地區國際關系思想直到最近才得到相對較少的關注和尊重。與西方相比，外圍

模式的國際關系思維很少以學術形式出現。本文將采用與研究西方模式相同的方法來研

究外圍模式。

從國家的性質方面，外圍地區在文化、實力和發展水平上是多樣化的。在某些重要

方面，它們認為自己不僅與核心國家疏離，從屬于核心國家，而且對核心國家的統治和

種族主義感到不滿。因此，對這些國家來說，國際關系往往是一個更加強烈和直接的政

治主題，往往與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密切相關。這些國家中很少有開放和資源充足

的大學，但當國際關系思考更多地是在實踐者而不是學術方面時，這一點就不那么重要

6

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資源仍然是核心和外圍之間的一個顯著差距，盡管，至少在資源

方面，隨著中國等地的目標是產生世界一流大學，這一差距正在開始縮小。

國際關系理論來源方面，外圍國家有一些植根于地方歷史和政治理論的外圍國際關

系理論例子，這是西方模式的主要方法，也是相當成功的歐洲中心論的基礎。當其他文

化獲得現代性的財富和力量時，它們也會希望將自己的歷史和政治理論發揮作用。但是，

除了中國之外，這種方法還不是外圍國家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來源。如印度學者本諾

伊·庫馬爾·薩卡爾（Bennoy Kumar Sarkar）的基于印度古典概念和著作的研究。目前試圖

在歷史和哲學基礎上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項目是所謂的中國學派。在某種程度上，

這是關于挖掘中國歷史和政治理論，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產生新的概念和見解。它是關

于將儒家文化實踐與西方假設區分開來，并考察這對思考國際關系的影響。中國也有國

際關系的理論化研究，它將自己定位在主流（西方）理論話語中，幾乎沒有具體的中國差

異。

這些發展，尤其是中國的發展，已經很重要了。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它們很可能成為

一個更加多元文化和以世界歷史為基礎的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來源。他們可能會加入類

似的嘗試，挖掘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和知識資源。然而，回顧過去兩個世紀的國際關系思

想史，其主要動機仍然是對當前事件帶來的壓力和激勵作出反應，特別是以那些被剝削

的人的名義，挑戰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正統觀念和實踐，突出的反應例子是依附理論、后

殖民理論和泛地區主義。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對西方統治的普遍不滿構成了外圍

地區國際關系思想的主要共同點，但是這種團結的區域分化也帶來了理論的分化。

從外圍模式中可吸取的經驗可被總結如下：

不應僅僅因為國際關系這一學科及其理論在西方變得更加學術化，就忽視政治領導

人和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理論思想的來源；

對現行秩序的反對可以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動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解決問

題”的理論，就像西方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論對特定事件和發展的反應一樣；

本土歷史、文化和政治理論將越來越多地挑戰歐洲中心主義。

五、結論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7

國關理論發展的三個困境在于資源、干預與競爭。首先，作為外圍地帶的國家通常

缺少相應的資源與激勵在大學中鼓勵與支持國關理論的研究。其次是資助者的干預，研

究經費越來越多地依附于資助者定義的議程。第三是大國競爭，失敗方通常會失去成為

理論主流的機會。

本文提供了對核心和外圍國際關系理論成功的發展以及不利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要

素的見解。一個相當明確的結論是，其他國家需要借鑒自己的國際歷史和自己的文化和

政治理論資源，就像西方和一些外圍國家所做的那樣，就像“中國學派”現在所做的那樣。

更全球化的國際關系理論所需要的不是對全球故事的國家版本的競爭，而是對所有國家

故事的適當的世界歷史綜合。

? 譯者評述

巴里·布贊在本文中提供了一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比較歷史視野，系統分析了西

方模式與外圍模式的國際關系理論來源、發展與經驗，并分別總結了西方模式和外圍模

式在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過程中可供參考的經驗和特征。在文末，布贊提出了一系列對所

謂“中國學派”的未來展望，并且表達了對“中華中心主義”出現的擔憂。秦亞青老師

在 2023 年的一篇論文《知識涵化與社會知識再生產——以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路徑為

例》中回應了這種擔憂，他指出發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的不是以“中華中心主義”

取代西方中心主義，而是向著建構人類共同知識的終極目標邁進。布贊在文中認為以閻

學通老師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為代表的理論使用的論據仍然局限于中國古典政治理論，這

種認識仍然具有文化上的局限性。關于中國學派的討論，譯者更傾向于支持“國際關系

理論的中國貢獻”的說法與秦亞青老師所討論的雙向知識涵化過程。同時，譯者認為，

本文在最后回歸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特性的討論而非展示可吸納的共性，本身就是一種

西方中心論的局限。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未來發展，譯者認為可以以賈斯廷·羅森伯格

為代表的歷史社會學家的研究為基礎，對被現有國際關系理論所遮蔽的政治社會多樣性

與復雜性進行更深層次的討論。

【校對審核：李源 陳揚】

【責任編輯：封欣怡】

8

三個世界：西方、東方、南方和塑造全球秩序的競爭 ?

約翰·伊肯伯里 [著] 于依言 [譯]①

? 文章導讀

近年來，世界秩序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是美國代表的世界西

方與中國代表的世界東方之間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競爭。這種競爭不僅影響了全

球政治與經濟結構，而且重新定義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本文以俄烏戰爭為背

景，探討大國競爭如何促使世界秩序向三個主要陣營——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

全球南方——競合關系的方向演變。該文章表明，俄烏戰爭不僅是一個地區性沖

突，更是一場關于未來世界秩序的全球陣營辯論，這場辯論直接觸及各國的利益

和未來。

文章旨在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當前全球大國重新定位及區域力量重新分配的背

景下，三個不同的世界（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全球南方）將如何影響并可能重

新定義 21 世紀的世界秩序？

文章采用了綜合地緣政治分析與國際關系理論，分析了各大陣營內部的政治動力

和對外的戰略行為。作者首先識別并定義了這三個“世界”各自的特征和戰略目

標，然后探討了這些集團如何通過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在全球舞臺上爭取

影響力。研究方法主要基于歷史資料的分析和當前國際政治時事的實證研究，通

過比較分析來揭示不同集團之間的互動和競爭。

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集團能夠單獨“贏得”全球領導權的競爭，三個世

界的相互作用和競爭將定義未來的全球秩序。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的主要目標是

繼續爭奪全球南方的支持與合作，而全球南方則可能利用大國競爭發揮“搖擺”

? 文章來源： Ikenberry, G. J.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2024, pp.121–138.

①

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和普林斯頓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政治與國際事務教

授。于依言，國政學人編譯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碩士研究生。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9

狀態的優勢，來增強自己的全球地位和話語權。這一過程不僅將為未來的國際政

治格局做出貢獻，也可能推動國際社會朝著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全球秩序發展。

? 思維導圖

一、“三個世界”的變動與回歸

為了試圖描繪冷戰時期新興的聯盟，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于 1952 年創造

了“第三世界”概念。“第一世界”由美國及其資本主義盟友組成，包括西歐、日本和澳

大利亞。“第二世界”由共產主義蘇維埃聯盟（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組成。“第三世界”

是一個更加不明確的國家集團，這些國家并不積極地與任何一個冷戰集團結盟，它們主

要是來自非洲、中東、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國家。作者指出，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

10

索維的世界地緣政治地圖已經失去了用處。西方民主國家有時仍被稱為“第一世界”，但

隨著蘇聯和共產主義集團的解體，“第二世界”已經消失，而“第三世界”現在更常被稱

為“發展中世界”，其利益和取向日益多樣化。

作者指出，俄烏戰爭最重要的影響可能是它標志著歷史逆轉的時刻——將世界重新

推向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集團的方向。具體來說，是朝著“三個世界”的方向。烏克蘭戰

爭已經闡明并以各種方式引發了一場關于基本規則和秩序機構的深遠的全球辯論，參與

這場辯論的國家集團與索維所指的舊時的地緣政治地圖上描繪的國家集團非常相似。作

者將這三個集團稱為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全球南方。第一個由美國和歐洲領導，第二

個由中國和俄羅斯領導，第三個由印度、巴西等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無定形集團領

導。每個世界都對烏克蘭沖突的利害關系以及其如何適應國際社會的宏觀問題和 21 世紀

世界秩序前景提供了宏大的敘述。

二、俄烏沖突是一場爭奪世界秩序的斗爭

對于美國和歐洲以及更廣泛的西方世界來說，這場戰爭不僅僅關系到烏克蘭的政治

生存，更事關國際秩序的未來。俄烏沖突在多個層面上挑戰了現行秩序。烏克蘭戰爭在

另一個層面也對美國和歐洲很重要，因為它是對西方戰后安全秩序以及美國領導力的可

行性和可信度的考驗。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國，但它是歐洲成員國，烏克蘭領導人和人

民將這場戰爭視為一場爭取自由和民主的生存斗爭，以及獲得更廣泛地加入歐盟和西方

世界的權利的斗爭。這正是整個美國戰后全球計劃背后的道德主張。美國已將自己置于

自由秩序的中心，其權力和領導地位的前提是承諾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伙伴關系體系內

維護自由和民主價值觀。俄羅斯對戰爭利害關系的看法與西方的觀點完全相反，但雙方

也互相補充。普京用美國和西歐侵略的歷史敘述為這場戰爭辯護。這是一場因對北約和

美國霸權侵犯不滿而引發的戰爭。

與此同時，許多南方國家仍保持觀望態度，并利用舊的中立和不結盟原則來應對雙

方的訴求。許多非西方國家并沒有明確支持俄羅斯的入侵，但也沒有支持制裁，更沒有

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2022 年 3 月，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在內的 141

個國家投票支持了一項譴責俄羅斯行為的聯合國決議。但投票并不會讓這些國家利益受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1

到多大損失，而且為許多國家拒絕支持西方制裁提供了掩護。一方面，許多非西方發展

中國家支持聯合國禁止使用武力改變國際公認邊界的原則。另一方面，支持西方懲罰俄

羅斯并將其趕出烏克蘭的行動將為這些國家帶來他們所不希望承擔的成本。作者分析，

在某種程度上，由西方主導的對烏克蘭的支持被視為美國霸權的體現，但這并不是他們

想要采取的初衷。俄羅斯的行動被視為對北約擴張的強烈抵制以及對西方對莫斯科侮辱

的回應，這使得西方的初衷變得更加成問題。

作者將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對俄烏

沖突的看法作為全球南方立場的象征。盧拉譴責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violation of Ukraine’s territorial integrity）并呼吁通過調解結束戰爭。但他也在多個場合

（包括 2023 年 4 月訪問北京期間）表示，雙方都對俄羅斯的入侵負有責任，然而由于

西方國家沒有在早期解決沖突，反而加劇了沖突。這一立場為巴西帶來了雙重紅利。它

使巴西能夠保護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包括與中國廣泛且不斷增長的貿易關系。此外，

巴西可以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其所設想的日益多極化的、不再受美國主導世界的領導者。

正如馬蒂亞斯·斯佩克托（Matias Spektor）所說，這一結果為巴西和南半球其他國家提供

了回旋余地。巴西不必在未來與全球西方或全球東方中的一個聯系起來，而是可以利用

其自身的“騎墻派”（fence-sitting）身份在最有利可圖的地方追求經濟聯系，同時利用這種

不結盟立場來增強其自身的實力、全球地位和影響力。

三、全球西方 vs.全球東方

在這一章節，作者對全球西方的代表美國和全球東方的代表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看法

進行了分析。美國及其盟國有著建立自由秩序的悠久傳統。1945 年之后的幾年里，在冷

戰的陰影下，美國及其盟國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國際秩序。這是一個廣泛而復雜的政府間

關系和機構體系——全球、區域、經濟、政治、安全。該秩序是圍繞機構、聯盟、討價還

價、伙伴關系以及共同價值觀和利益而建立的。

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看法并不那么長久，或許也不那么連貫。但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

強大，中國不斷地提供替代全球西方的方案。深層力量正在發揮作用，使中國成為美國

系統性的競爭對手。這是傳統意義上的權力轉移，這種權力轉移一直是西方大國體系的

12

一個決定性特征，保羅·肯尼迪等歷史學家記錄了這一點。但除此之外，中國的崛起也是

一次權力轉型，因為它是第一個成為真正的全球超級大國的非西方大國。這是從西方到

東方的權力轉移。

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之間關系的兩個特點加劇了競爭和沖突。一是西方世界的擴張

性。如前所述，全球西方是一個政治集團，其政治原則和親和力與其地理位置一樣重要。

至少在原則上，無論遠近的國家都歡迎加入西方世界。其次，全球西方同時具有兩層含

義：圍繞開放、基于規則的關系和自由目的組織的全球體系，以及美國領導的霸權秩序。

曾經有一段時間，1945 年后體系的設計者試圖建立一個不由美國管理的國際秩序，但隨

著冷戰的興起，戰后自由秩序的運作逐漸與美國的實力和領導力融合在一起。安全保護

從聯合國轉移到北約。旨在管理世界經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美元和龐大的美國國內經

濟掛鉤。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霸權被混為一談。這使得西方國家與外界的互動變得復雜

化。全球東方和南方的許多國家似乎希望保留自由秩序的各個部分，盡管它們抵制和反

對美國霸權。

四、全球南方的聯合力量

接下來作者探討全球南方如何在東西世界夾縫中生存。世界秩序斗爭的主軸線在西

方世界和東方世界之間。全球南方較弱。它不是由一個既定的大國領導的。全球南方國

家沒有一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或否決權。它是一個無定形且多元化的

國家聯盟，具有廣泛的意識形態和計劃。其成員位于世界邊緣，處于主要大國的核心圈

子之外。全球南方也由其對發展、發言權和地位的集體愿望所定義。

盡管如此，南方國家并非沒有能力。畢竟，這是大多數人類居住的地方。作為一個全

球國家集團，全球南方至少有兩種能力在世界秩序斗爭中維護自己的地位。其中之一就

是它在各種區域和全球格局中加入與全球西方或全球東方聯盟的能力。它是一種“搖擺集

團”（swing grouping），可以加入其他國家，從而使世界政治朝不同的方向傾斜。中國和

東方、美國和西方都承認這一情況并采取行動。美國和歐洲正在積極爭取南半球國家對

烏克蘭國防的支持。這種支持可能以直接軍事援助或參與制裁計劃的形式出現。或者，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3

更有可能的是，它可能以象征性的方式出現，例如在聯合國大會上對譴責俄羅斯在烏克

蘭的行動的決議進行投票。

俄羅斯也在俄烏沖突中爭取全球南方的支持，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派遣外

交官，尋求貿易、投資和有利的公共關系。反過來，巴西和全球南方的其他領導人正在尋

求利用其作為獨立搖擺國的政治影響力來推動通過外交手段停止戰爭。這種全球南方聯

盟政治也可以在地區環境中發揮作用。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作為全球南方

最持久的區域組織所施加的影響力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與其在該地區強國之間博弈和操

縱的能力有關。

其次，與此相關的是，南半球國家也可以賦予大國集團的行動“合法性”。這并不是說

南半球國家一定對世界秩序的正確組織持有更開明的觀點。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出于分

析和政治目的，重要的是不要簡化或浪漫化全球南方的概念”。但全球南方可以充當某種

第三方（全球受眾）的角色，可以發揮影響力，幫助塑造關于世界政治中什么是正確且可

接受的行為的全球敘事。

在培養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系方面，東方和西方都在努力。中國有很多吸引力。首

先，它為南方國家提供了發展途徑。除此之外，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貿易和

投資來源國。幾乎所有南方主要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都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除了與

中國可能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密切關系外，這些國家還有加強與北京關系的務實動機。美

國和西方國家也在嘗試吸引南方。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世界，并且仍然

是戰后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支持者。由于這些原因，簡單地“繞過”西方是很困難的。相

反，有必要與西方接觸并尋求與他們達成的最佳交易。

全球南方可能是三個世界體系中的弱勢方，但它的結構特征將使其成為不斷發展的

世界體系中持久而重要的群體。它代表了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從人口統計學上來說，

它的人民代表著未來。在南半球國家中，從長遠來看，許多關鍵國家在地理和經濟上都

將成為重要的參與者。亞洲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的巴西、歐洲和近東的土耳

其——這些國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將有助于塑造更大的全球伙伴關系和聯盟格局。

14

五、三個世界體系的演化政治

如果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都將有動力擴大聯盟，向南方國家伸出橄欖枝。隨著時間

的推移，這種競爭會對全球規則和制度的演變產生怎樣的影響？作者預計至少會產生三

個影響。

首先，東方和西方將越來越多地尋求與各自軌道之外的主要國家建立聯盟。如前所

述，兩個代表性大國都沒有達到足夠的“臨界量”（critical mass）來僅依靠其軌道內的國家

來塑造全球體系。西方和東方都有理由擔心對方會建立更大的全球聯盟。因此，兩方將

越來越多地尋求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培養戰略伙伴。其次，西方和東方也

應該有越來越大的動力來展示其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德。南方國家尋求建立聯盟，支持

其在西方和東方的集團，因此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領導品牌具有更廣泛的全球利益是實現

這一目標的一種方法。因此，每個國家都應該努力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從

這個意義上說，東西方陣營之間的競爭可能對世界有利。最后，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之

間的競爭應該對世界秩序的基本規則和規范產生一些影響。每個大國都會努力頒布具有

更廣泛吸引力的規則，這正是美國和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時遇到的困境。當烏克蘭被視為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更不用說美國霸權）與俄羅斯之間的斗爭時，全球南方國家不想支

持烏克蘭。美國應更頻繁地談論戰爭中面臨的更大的全球原則，首先是《聯合國憲章》。

這種動力應該在未來幾年內發揮作用，從而帶來創造性的新方式來談論世界秩序的原則

和規范。透明度、主權平等、多邊主義、最佳實踐和可持續發展——聯合國以各種方式體

現的這些原則可能越來越成為全球規范領域的通行證。

? 譯者評述

本文由約翰·伊肯伯里撰寫，探討了全球秩序的三大分支，即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

全球南方，如何在當代地緣政治競爭，尤其在俄烏沖突的時代背景下塑造世界秩序。作

者將當前的國家集團分為三個：由美國和歐洲領導的全球西方、由中國和俄羅斯領導的

全球東方以及由印度和巴西等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全球南方。作者認為，俄烏戰爭

標志著歷史的逆轉，使世界重新走向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集團的方向。作者分析了三個

陣營的利益動機和秩序目標，揭示三方如何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如何對未來國際秩序產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5

生決定性的影響。該文章的結論是：三個世界中的任意一方都不能成為未來全球的領導

者，但三方的互動、競爭和合作有能力定義將來的國際秩序。

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提出并詳細闡述了全球三大集團對未來世界秩序的形態和功能的

潛在影響，這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地緣政治動態的理解，也對國際關系宏觀理論提供了新

的視角。理論上，文章對“三個世界”理論進行了現代性的重新解釋和應用，實際上，它

提供了解讀俄烏沖突的新框架。

盡管文章提供了深刻的洞見，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文章在分析三個世界的角

色和策略時，可能過于簡化了集團內部的利益復雜性和目標多樣性。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可能對陣營統一戰略帶來影響，并分化和重組陣營板塊。

文章對三個全球集團如何塑造國際秩序的分析，為未來的國際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

提供了新的啟示。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如何通過這三個集團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促進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此外，對全球南方內部多樣性的深入研究，以及它們如何影

響全球政策和國際關系的動態，也是值得未來學術界深入挖掘的課題。

【校對審核：袁歆 潘天祥 施榕】

【責任編輯：封欣怡】

16

混合方法是否比純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更有說服力？*

安東·皮茲 [著] 邵良 [譯]①

? 文章導讀

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混合方法研究（mixed-method research）是一種很有前途的因

果推論方法，而另一些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混合方法難以提高研究有效性。針對這

一方法論的學術熱點，本文討論了以下研究問題：相比純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而

言，混合方法是否更為有效？

基于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方法，本文系統回顧了主流國際關系，特別是國際安

全研究中混合方法的使用情況。文章發現，自 2000 年代以來，混合方法研究被

用得越來越多；混合方法在比較政治學（主要針對一國之內的政治現象）研究中

使用得比國際關系學（研究的政治現象涉及多個國家）研究中更為頻繁；國際關

系學者引用混合方法文章的頻率低于引用純粹定量研究文章的頻率；國際關系學

者引用混合方法研究的頻率與引用純粹定性研究文章的頻率相當。這表明，混合

方法在國關領域的影響力一般，不比定量研究更有說服力。不過，這種情況近年

來有所好轉。

譯者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作者統計分析結論背后的因果機制。譯者認為，不同研究

領域所面臨的研究結論的時空一致性限制不一樣，從而影響了混合方法的適用性。

混合方法的本質是將定性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的因果機制放到更多同類案例中進

行檢驗以測試其外部有效性。對于比較政治學這樣的研究領域，從一個案例研究

中得到的因果機制，在時空環境不同的同類研究對象上也能起作用，從而可以采

* 原題為《多方法研究比單一方法研究更有說服力嗎？1980-2018 年國際關系期刊文章分析》，文章來源： Anton

Peez, “Is Multi-Method Research More Convincing Than Single-Method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Articles, 1980–2018, ” Security Studies, Vol. 33, No. 1, 2024, pp. 55-87.

① 安東·皮茲（Anton Peez），法蘭克福大學博士后研究員和法蘭克福和平研究所 (PRIF) 副研究員。邵良，國政

學人編譯員，哈薩克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專業，曾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7

用混合方法將定性研究的結論推而廣之。而對于國際關系這樣的研究領域，從某

個案例研究中得到的因果機制，在其他時空環境下，很可能會因為時空差異帶來

的干擾變量而失效，從而無法應用于其他同類案例。而造成這樣的原因是，比較

政治學的研究現象空間影響范圍較小，從而容易在研究現象所涉及的空間范圍之

外找到時空條件基本一致的同類案例；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現象空間影響范圍較

大，排除研究案例本身所涉及的地理空間之后，地球上剩下的與研究案例有可比

性、時空差異較小的空間區域就很少了，從而很難湊齊滿足定量分析要求的樣本

量。因此，國際關系研究者很難像比較政治學研究者那樣廣泛地采用混合方法。

? 思維導圖

一、引言

混合方法研究（作者稱之為多方法研究）指的是在一項研究中同時采用定性和定量

方法，將二者有機結合。與之相對的是單一方法研究，即在一項研究中僅使用定性或定

量方法之一。2000 年以來，方法論學者發現，國際關系和比較政治學中，混合方法有走

紅傾向。混合方法的支持者認為，這種方法比單一方法更有效，能兼顧內部和外部有效

性。然而，這一結論需要被實證研究檢驗。

本文從國際關系，特別是國際安全研究的期刊論文中采樣，來研究混合方法在國際

關系學科中的有效性。具體來說，除了描述性分析外，本文還以混合方法和單一方法研

18

究文章的引用率作為因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探討了不同研究方法在國關學術界的說服

力和影響力。

基于 39 年的大樣本研究，本文發現：

1.混合方法研究只占 4.1%，但近年來比例有所提升，達到 7.5%。

2.混合方法研究常用于研究國家層次問題和國內問題（如內戰、政權類型、國內政治），

較少用于研究國際現象（如國際組織、國際規范）和典型國際安全問題（如均勢、國家間

戰爭、威懾）。作者認為這反映了混合方法起源于比較政治學而非國際關系，同時有一些

問題領域更適合混合方法。

3.基于 1980-2018 年的國關期刊論文數據，混合方法的引用率低于純粹定量研究，和

純粹定性研究大致相同。不過，近年混合方法與定量研究的引用率差距正在縮小。

4.相比于期刊論文而言，采用混合方法的國際關系專著圖書的引用率更高。對此，作

者認為，期刊論文的篇幅可能限制了混合方法的使用。因此，國際關系研究更需要進行

方法論分工，然后由部分學者用研究綜述來統合定性、定量兩類研究。

二、文獻綜述

支持混合方法的學者有如下觀點：

1.混合方法可以在一項研究中同時關注外部有效性（即靠定量研究討論研究結果在

其他案例中的普適性）和內部有效性（即靠定性研究增加研究案例內部因果機制的論證

強度）。

2.混合方法可以實現方法之間的協同和分工。

3.混合方法中，不同研究方法可以嵌套在同一個因果鏈中，從而回答某個研究問題。

4.定性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可以平衡研究中的“理解”與“普遍化”。

總之，混合方法可以利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各自的優勢：用定性方法探查單一案例中

的因果機制或生成理論；用定量方法進行跨案例因果推論和解釋變異等等。

反對混合方法的學者有如下觀點：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19

1.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認識論基礎不同，因此無法結合。（譯者補充：根據相關方

法論文獻，定性研究的認識論基礎主要是貝葉斯定理、決定論、布爾邏輯和集合論；定量

研究的認識論基礎主要是歸納法和概率論。）

2.在一項研究中同時采用多種方法引發很多了負面后果，因此有必要進行學科分工，

一部分人專攻定性，另一部分人專攻定量。

3.有定量研究表明，在定性研究中加入定量環節不僅不會增加文章的說服力，甚至還

會削弱。

作者認為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

三、研究的工具變量和數據集

本研究的目的是用實證方法比較國際關系和安全研究中混合方法與單一方法的實踐

和接受情況。為此，本研究采用引用次數作為評價論文實用性、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工具

變量。本研究認為，引用次數代表了一篇文章在說服受眾方面的效用以及學者希望與被

引用作品聯系起來的愿望。

本研究調查了 1980-2018 年間 12 種有影響力的期刊，包括 8 種國際關系期刊和 4 種

普通政治學期刊。文章從中選取了這一時期主流的、高度可見的、英文的、期刊論文篇幅

的學術研究樣本。

四、研究結果

描述性數據表明，1980-2018 年間，混合方法文章不斷增加，從 1980-2000 的 2.4%漲

到了 2001-2013 年的 4.5%，隨后漲到了 2014-2018 年的 7.5%。定量和定性傳統期刊，如

JPR、AJPS 和 EJIR，不愿意發表混合方法文章；安全研究子領域的期刊比其他國際關系

子領域期刊更少發表混合方法文章。研究國內問題的論文，如內戰、危機、援助、選舉、

政權類型和國內利益集團，更多使用了混合方法。研究國際問題的論文，如國際戰爭、地

區一體化或均勢研究，更少采用混合方法。因此，安全研究中的很多傳統議題都難以采

用混合方法進行研究。這種情況也反映了政治學混合方法起源于比較政治學，同時更適

用于某些主題和研究問題。

20

在采取措施控制了一系列干擾變量（如年代、問題領域、期刊特征、作者特征、學科

范式等等）之后，本文以引用次數為因變量，以“混合方法”“純粹定量”“純粹定

性”“概念研究”“其他方法”的五種分類作為自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發現，

純粹定性方法研究的引用次數大約是純粹定量方法研究的 80%；混合方法研究則是純粹

定量的 83.4%。分別剔除高被引文章、概念性和方法論文章之后，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

仍顯著低于純粹定量研究。在安全領域中，純粹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分別

是純粹定量研究的 85%和 83%。另外，隨著年代接近，混合方法研究的影響力有所增強。

作者隨后調查了國際關系專著圖書中的情況。作者發現，在專著中，混合方法研究

與引用次數有著不顯著的正相關性。

五、結論

本文認為，混合方法在最近五年使用頻率有所增加。另外，混合方法更常用于研究

國內問題而非國際問題。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低于純粹定量研究，與純粹定性研究的

引用率大致相同，但最近幾年差距正在縮小。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

1.引用率不能代表混合方法研究的說服力或認識論的有效性。

2.沒有調查美國和西歐之外的期刊。

3.可以使用文本匹配等更復雜的工具來研究本文的研究問題。

4.可以使用訪談等定性研究方法來研究本文的研究問題。

5.需要考慮和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本身更難被期刊發表.

6.需要考慮本研究的結論能否推廣到其他社會科學學科。

本文對發表和國際關系研究設計的啟示是：

1.同時精通多種方法比只精通一種方法更難，而且期刊論文篇幅也限制了混合方法

的實施。

2.由于引用次數對期刊和學者很重要，混合方法未來用得可能更少。

3.混合方法比單一方法研究策略更復雜、結果更混亂而且更難相互調和。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21

4.學者可以在一項研究中只采取一種方法，同時學術界可以用專門的綜述性文章將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研究結論結合起來綜合分析。

? 譯者評述

譯者認為，研究對象時空一致性問題可以解釋作者提到的國際關系學者和比較政治

學者對混合方法的偏好差異：

混合方法的本質是將定性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的因果機制放到更多同類案例中進行檢

驗以測試其外部有效性。然而，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研究結論都得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

才能成立，找不到牛頓三定律那樣穿越時空普遍適用的因果機制。只不過在有的研究領

域中，時空差異給研究對象帶來的干擾變量普遍不顯著。在這種研究領域中，某一個研

究案例內存在的因果機制往往容易推廣到其他同類案例中。這類研究領域就非常適合實

施混合方法。研究對象往往局限在一國之內的比較政治學正是這樣的領域。而在有的研

究領域，時空差異給研究對象帶來的干擾變量非常巨大，這就使得某一個研究案例的因

果機制很難推廣到其他同類案例之中。研究對象涉及多個國家甚至整個國際體系的國際

關系則恰好基本屬于這類研究領域。

例如，同樣是國際體系“極”的變化，我們很難說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的權力轉移機

制還能用于后冷戰時期，畢竟這段時間世界的宏觀環境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高科技武

器的出現和普及已經讓沙俄在大北方戰爭中的勝利模式難以在海灣戰爭中重演。哪怕是

將冷戰時期同時存在的美式“海洋霸權”和蘇式“大陸霸權”進行比較，都存在一個霸

權和霸權不一樣的問題，讓有關霸權穩定論的混合方法研究變得困難重重。但是，如果

研究后殖民時代第三世界各國內戰中的因果機制，如族群和自然資源是否重疊對內戰爆

發的影響，我們基本上可以假定這些國家的宏觀環境差別不大，或者可以輕易進行控制

變量，從而探討中東國家的一些機制能否應用在非洲國家。

做一個不太恰當的類比，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相當多的研究對象相當于物理學宏觀低

速環境下的物體，在研究其運動軌跡時，常常可以忽略相對論效應，直接用牛頓定律；國

際關系領域中相當多的研究對象相當于物理學宏觀高速物體，如果要討論其運動軌跡，

22

必須考慮相對論效應帶來的干擾變量，很難把某一參考系中得到的物體運動參數直接用

在其他參考系中，在計算物體運動路徑時也得考慮特殊位置時空曲率的愛因斯坦張量。

國際關系和比較政治學的上述差異來自各自研究對象空間影響范圍的不同。比較政

治學研究的政治現象往往局限于一國之內，甚至局限于一些次國家機構之中。這樣一來，

研究者可以輕易地在其他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其他地區找到相當多的時空條件基本一致

的同類案例。與之相對，國際關系研究的政治現象有著極其寬廣的空間影響范圍，往往

涉及到一段時間內整個國際體系或至少某一區域內多個不同國家的局勢變化。這樣一來，

排除研究案例本身的影響空間之后，地球上剩下的有可比性、時空差異較小的空間區域

就很少了，從而很難從中湊齊滿足定量分析要求的樣本量。例如，如果國際關系學者想

要研究區域一體化問題背后的因果機制，他們面對的時空一致性相近的可選案例只有歐

盟、東盟、非盟、阿盟寥寥數個。哪怕是核危機這樣可選案例似乎較多的國際關系研究議

題，學者勉強能湊出來的案例數量也不超過 50 個 ①。至于國際體系層面的國際現象，學

者就只能從不同的歷史時代中尋找縱向案例，從而不得不面對不同時代特有的宏觀環境

干擾變量。而比較政治學者想要研究國內族群沖突背后的因果機制，其可以從去殖民運

動以來有過族群沖突歷史的眾多國家中提煉出至少數百個同類案例，從而得以湊齊足夠

開展定量研究的樣本數量。

總之，面對國際關系這樣時空一致性限制較強的研究領域，進一步觀察研究結論的

時空限制條件，比討論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更有意義。相比于肯尼思·華爾茲和亞歷山大·溫

特分別從牛頓力學和量子力學中尋找國際關系理論靈感的嘗試而言，相對論力學對國際

關系理論發展的借鑒價值更加值得深思。

【校對審核：丁偉航 張耀】

【責任編輯：封欣怡】

①

參見 Sechser, T., and Fuhrmann, M. (2013). Crisis Bargaining and Nuclear Blackmai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1), 173–195.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23

歷史、國際關系與綜合方法：思考更強的跨學科性 ?

史蒂夫·耶蒂夫 [著] 周谷子 [譯]①

? 文章導讀

本文探討了歷史如何為國際關系學科做出貢獻。作者認為，歷史可以通過多種方

式為國際關系研究服務，尤其是對理解“變化”十分重要；其次，歷史研究可以

幫助我們以“補充”的方式聯系各個時間點，這有助于我們辨別跨時間的因果關

系以補充國際關系；此外，歷史可以幫助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理論構建、建模和檢

驗，定量方法也可以受益于深入的歷史研究。然而，在評估歷史對國際關系的價

值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所指的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學者的類型，并

意識到他們之間的差異，同時也要認識到歷史的局限性，防止其被濫用。

本文同時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我們如何整合國際研究中各個學科（包括歷

史和國際關系）的概念和見解？本文提出了“綜合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

這一概念，并展示了研究外交政策行為的一種綜合方法。該方法能夠系統地利用

多個學科來解釋諸如締結條約、發動戰爭或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決定等行為。

? 文章來源： Steve Yetiv,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hinking about Greater

Interdisciplinarity, ”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9, No. 4, 2011, pp. 94-118.

① 史蒂夫·耶蒂夫（Steve Yetiv），美國政治學家，歐道明大學（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學與國際研究系

教授。周谷子，國政學人編譯員，曼徹斯特大學和平與沖突專業碩士，研究興趣為和平與沖突及安全研究中的建構主

義、后結構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理論。

24

? 思維導圖

一、歷史與國際關系研究：二者間的差異

在探索歷史如何為國際關系做出貢獻之前，了解這兩個學科的不同之處是很有用的。

盡管不絕對，但整體趨勢是，與國際關系學者相比，歷史學家更有可能關注和闡述單個

事件或更有限的時間段。此外，歷史學家會更滿足于提供一個歷史時期的完整歷史，而

國際關系學者通常不會滿足于提供歷史敘述本身。

國際關系學者也經常尋求“歸納” （generalizations），而許多歷史學家更有可能將

事件視為特殊事件，盡管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無法真正避免簡化。如果國際關系學者

更傾向于尋求歸納，他們也更傾向于根據現有的歸納來看待事件，他們對理論的意識要

強得多，并將其視為終點。對于國際關系學者來說，概括用于預測，而歷史學家則將歸納

用于簡化歷史，以便對其進行解釋。這帶來另一個區別，即國際關系學者有時會試圖做

出預測，而歷史學家卻不會。國際關系學者也更有可能將大國解釋為對大戰略的追求。

外交政策研究的一個特定分支聲稱，各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追求連貫一致的戰略——即

他們的行為符合大戰略，如均勢或霸權大戰略。相比之下，歷史學家不太可能從宏大敘

事的角度來看待世界事務。總之，雖然二者間有著確切差異，但也有著趨同性，能使歷史

回歸，從而讓國際關系學者更好地利用歷史學家的成果。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25

二、歷史對國際關系的貢獻

理解歷史對國際關系的貢獻取決于我們指的是哪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兩個學科

的不同流派帶來了關于本體論和人類狀況和世界政治中互動性質，以及產生結果的關鍵

參與者、過程和相互作用等的不同核心假設。舉例而言，對于新現實主義者來說，無政府

狀態使國家社會化，而國家能力的變化是核心，而建構主義者則在梳理結果時優先考慮

思想和社會建構的規范，而不是物質結構和能力。這些本體論上的差異從根本上影響了

哪些國際關系學者向哪些歷史學家學習。此外，定性國際關系學者比定量國際關系學者

可以從歷史學家的工作中受益更多，因為定量學者更有可能接受抽象化并脫離歷史分析；

盡管兩者都肯定可以受益。

從經驗學的角度來說，不同的歷史學派對國際關系的啟發不同。激進歷史主義學派

（radical historicism）假定正確的歷史必須考慮塑造事件的特定時空背景，后殖民主義研

究作為該方法的示例，使其更接近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學派——盡管缺乏一定的宏觀

分析；而傳統歷史學家的目標是通過檔案工作和原始文件來捕捉真相，國際關系的實證

主義者 （positivists）很可能認為他們的工作最值得借鑒，因為能以實證主義的方式檢驗

他們的理論。歷史社會學家（historical sociologists）并不關注“一系列隨機的孤立運動”，

而是關注更廣泛的事件中的普遍性。歷史社會學涉及經濟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努

力，他們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以揭示現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如何演變，這包括對資本主義，

民主和工業化等的普遍分析。總言之，如何將歷史融入國際關系研究取決于不同的方法

論、理論和經驗。

三、將歷史融入國際關系學科的三大作用

在具體考量歷史與國際關系的結合時，本文認為歷史對國際關系有以下作用：

1. 探索 “變化”

通過比較方法，歷史研究對于旨在揭示因果關系的歷時比較（diachronic comparisons）

以及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的變化的國際關系具有很大的價值。歷史研究能夠通過幫助闡明

在相互作用和不斷變化的變量的更廣泛背景下發生的變化，從而在歷時比較中發揮作用。

26

歷時比較差異法可以推動國際關系研究跨越一系列關鍵問題領域，因為它能夠更好地解

決控制變量的問題——僅隨時間變化的變量比同時隨時間和區域變化的變量少。需要注

意的是，采取這一方法前需要消除兩個基本威脅以區分相關行為的影響與其他變量的影

響，一是除正在研究的行動之外可能解釋觀察到的影響的特定事件，二是與時間流逝相

關的規律性變化，這種變化與歷史的區別在于，它指的是過程而不是離散的事件。

歷史不僅有助于理解短期變化，而且有助于把握長期動態。首先，歷史對于判斷變

化至關重要，因為要知道變化是否以及如何發生，有必要劃一條“過去—現在”的基線進行

比較和對比。這有助于研究帝國的興起和衰落等問題。

其次，在理論層面上， 國際關系主要理論對變化做出了基本的假設。國際關系學者

可以參考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分析以提供有助于比較不同時期的信息，在歷史學家和政治

學家間產生更富有成效的交流，并對可能引起變化的條件進行歸因。通過這些歷史著作

來理解變化有助于理論建設，如霸權戰爭理論、權力循環理論、權力轉移理論和長周期

戰爭理論等。

2. 揭示因果關系和路徑依賴關系

歷史不僅有助于理解隨時間推移的變化，還有助于理解事件間的聯系或認識到路徑

依賴的重要性。這指的是先前的事件和過程與當代事件和過程間存在因果依賴關系。

單個、詳細的案例研究，或對許多研究有選擇的組合，有助于了解一個事件如何導

致另一個事件。這使得對因果關系的歸納變得更加容易。這樣的聯系能為更廣泛的問題

提供信息：如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國是否傾向于追求霸權戰略等大戰略，或者他們是否

傾向于對他們無法控制的事件做出反應？為什么國家使用武力來代替討價還價的結果？

戰爭會導致未來的戰爭嗎？權力失衡會導致戰爭嗎？

我們也可以提出以理論為導向的問題。除歷史社會學外，比較歷史分析（它關注的

是隨時間推移過程中的因果分析，例如社會革命的原因或國家的形成）和歷史制度主義

（它主要揭示為什么在跨越幾個世紀的宏觀層面上，各國沿著不同的發展道路發展，以

及國家機構如何從持久的政治斗爭遺產中產生）兩種思想流派的工作都對國際關系學者

有著不同的重要性。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27

四、理論構建、建模和檢驗

對歷史和變化的研究可以被輸入進國際關系理論的建立和檢驗。一般的理論構建或

建模，無論是統計學、博弈論還是各種形式的模擬，都需要了解事物在現實中是如何結

合在一起的， 即變量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研究可以增強對關鍵變量的探索，即這些變量

首先應該是什么，以及它們如何相關或因果聯系。

歷史證據對于檢驗假設和理論也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元數據或人為證據顯著的領域。

歷史也可以成為研究反事實的“實驗室”，作為推論或檢驗理論的手段，這可以幫助確

定假設不存在的假設變量的重要性。通常，這些變量可能與更廣泛的理論聯系在一起，

如果有效地使用反事實方法，就可以檢驗這些理論。

在某種程度上，歷史也可能有助于校準模型。國際關系和社會學的技術方法也可能

有助于理解歷史，產生雙向互動。例如，建模者試圖在模型中表示歷史中的關鍵節點，以

便更好地理解歷史過程。利用社會網絡分析，學者們試圖回答這類問題：單個事件（若存

在）何時會改變歷史？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將為理論建設提供關鍵信息。

五、歷史的局限性

雖然歷史學家可以幫助國際關系學者理解正在發生的變化，但這前提是我們對歷史

的了解足夠充分，以可以將其作為基準，并且我們也清楚地掌握了現在，以便與過去相

適應。我們不能將歷史學家的工作視為“沒有問題的背景敘述，從中可以引出理論中立

的數據來構建問題和檢驗理論”。

歷史可以服務于為決策者提供信息的實際目標，前提是，他們了解越多的歷史，他

們就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決策。正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闡明的，理論，歷史和政

策是相輔相成的，不應被視為單獨的努力。但是，歷史也會誤導我們，譬如歷史可能被濫

用于黨派或政策目標以推動他們自己的議程。在建構主義者看來，那些援引歷史的人可

能正在利用歷史來構建現實，以實現政治目標。即使歷史是準確的，其教訓也可能因為

過于復雜而無法理解，受到不同行為者的不同解釋，或太痛苦而導致無效。

28

六、加強跨學科研究的綜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

本文現在試圖探索論文的第二個問題，即如何加強國際研究的跨學科性，即“綜合方

法”。綜合方法包括使用不同的視角來幫助解釋政府行為：決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政府

為什么要這樣做，或者他們采取行動的原因。其目標是利用從不同模型或視角得出的對

現實的不同切入點來解釋外交政策行為，例如選擇開戰、簽署和平條約或結盟。

分析者通常傾向于假設國家試圖仔細權衡處理手頭問題的各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

然后選擇或試圖選擇促進國家利益的最佳選擇。因此，我們在描述政府行為時，往往將

其視為一個協調的行為者，而不是相互競爭的團體、官僚機構、委員會和個人的組合，他

們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行為模式。以國家為中心的理性行為者模型明確體現了這種政

府行為的概念。這個單一理論解釋當然可以闡明政府行為；但綜合方法中使用的觀點（如

表 1 所示）提供了替代的、有時是相互競爭的解讀。使用這五種視角可以對同一政府行

為產生五種不同的解釋。

這五種觀點基于不同的假設，即在解釋政府行為時，哪種分析水平最關鍵；在視角

（目標或結果）中假設的核心行為者的直接或間接目標或結果是什么；以及該行為者如

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出決策。對于所討論的每個案例，我們首先會對所研究的行為提

供理性行為者模型的解釋，然后提供相互競爭的解釋。

與理性行動者模型相反，認知方法通過關注決策者的思想，為政府行為提供了不同

的解釋或部分解釋。它來自心理學并與歷史聯系在一起，它假設個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使用思維捷徑，例如對歷史事件的類比，以簡化現實以促進決策。認知方法可以補充或

挑戰理性主義的解釋。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29

國內政治模型強調了政府行為是如何由領導人塑造的，這些領導人構建現實以實現

自己的國內目標，即使不是比國家目標更重要，也至少同等。與其他模型不同，該模型借

鑒了政治學和哲學對建構主義的貢獻，假設領導者關注他們在國內的地位、影響力和聲

譽。

相比之下，群體思維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側重于群體動態對決策的影響，以及群體中

個人的從眾壓力。政府政治模型則源于政治學和商學，主要以委員會環境中的個人為中

心，他們與他人討價還價，并采取受各自領地利益和政治驅動的立場。通過官僚主義的

視角來看待政府的行為，可以凸顯出對決策方式的其他可能解釋。

不同的觀點帶有一些不可調和的假設，但當它們結合起來作為對現實的切入時，就

能將國內和國際關系的理論和變量融為一體。這是因為理性行動者模型是關于國家如何

互動的國際關系理論，而其他四個視角是以國內層面的變量為特征的外交政策理論。綜

合方法允許對外交政策的三個關鍵領域：過程、選擇和結果進行結合，這能夠更好地解

釋對政策的偏好。

七、結論

本文首先研究了歷史對國際關系的貢獻，認為在研究短期和長期變化以及檢驗國際

關系理論方面，歷史對國際關系最有用，但歷史對國際關系的有用性取決于歷史的類型

和所討論的國際關系類型以及歷史的使用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個領域在方法、

理論和經驗問題上都存在著差異。

本文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加強包括但超越歷史和國際關系范疇的國際研究的跨

學科工作。本文提出了“綜合方法”和一種旨在研究政府行為的特殊綜合方法。綜合方

法不僅有助于學術追求，而且有助于在一個需要多種理解的相互聯系的世界中解決問題。

? 譯者評述

本文作者提出了國際關系和歷史的跨學科方法。作者認為，盡管兩個領域存在認識

論、研究視角、方法及方法論、研究目的等的差異，但兩者間可以形成互補，這種跨學科

的“綜合方法”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國際關系研究。作者進而從“變化”，“因果關系”，

30

“理論檢驗”三個角度闡明了歷史學科在國際關系領域里的應用價值。總言之，歷史學

可以幫助國際關系學者把握短期的改變和長期的動態。通過歷史學揭示的演變的規律和

趨向而產生的“時間性”思考能夠幫助避免對事件孤立、片面的看待與判斷，并從其背后

的時間線索推導其變化規律，了解事件前后存在的因果關系或多個事件間的時間聯系或

因果聯系。這可被用以解釋其現狀及推測其未來的演變趨勢，最終幫助建設理論和檢驗

理論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的有效性，因為歷史對經驗與事實的強調能夠證偽國際關系理論

和概念或提出的假設，支持其分析與解釋的框架。

然而，歷史與國際關系的跨學科結合也存在局限性，因為經驗和理論都存在邊界。

若對歷史事件或進程缺乏了解，就不能辨識出其與研究的理論、事件或問題之間的相互

聯系，甚至產生誤讀與誤解。這會影響對于歷史和國際關系兩個學科的知識卯準，從而

導致知識的“錯位”或“脫軌”。此外，歷史敘述的真實性也十分重要。因此，對國際關

系學者來說，需要充分考慮如何將歷史作為基準，將什么歷史作為基準以及借鑒什么歷

史敘事、經驗與事實以引出理論中立的數據來構建問題和檢驗理論。

這種“綜合方法”不僅是對方法論的強調，也是對從立體、多面的思維方式看待研究

對象的著重。正如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系統性結合能夠思

考更多的變量及變量存在的動態作用與意義，對同一事件或事實產生多維度的分析與推

測，以提供對研究主題的不同解釋。總之，對于國際關系研究來說，有必要在學科內部和

學科間建立橋梁，考慮不同層次的分析中產生的協同作用，以突破單方面思維的限制，

最終解決問題。

【校對審核：趙伶卓 曲弘毅 施榕】

【責任編輯：封欣怡】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1

雙重用途騙局：技術如何塑造國際關系中的合作 ?

簡·韋曼，特里斯坦·沃爾普 [著] 張學玉 [譯]①

? 文章導讀

幾乎所有技術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民用與軍用雙重用途，而技術的這一特點使

合作陷入兩難。國家可以設計軍備管控機制來避免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但國

家同樣也不想放棄這些技術所具有的民用價值前景。本文認為，技術的雙重用

途性本身并非問題根源，導致合作難以進行的是技術雙重性對軍備控制機制設

計中信息約束的改變方式。回顧已有研究可以發現，國際關系研究中普遍缺乏

對“技術”這一概念的清晰界定和標準化處理，因此難以將技術屬性作為開發

和測試中層理論的有用變量。

鑒于此，本研究首先對“技術”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包括識別跨領域的技術屬

性、理論化其影響，并制定衡量標準，以實證地將技術的各種能力歸入到不同

類別中。隨后，本文從雙重用途的兩個維度描述技術的變化：（1）軍事用途與

民用用途之間的區分程度；（2）軍事企業與民用經濟之間的整合程度。可區分

性決定了違規檢測所需的監控級別，整合程度則提高了國家向另一國披露信息

的成本。綜合考慮上述維度，本文對國家在試圖就各種技術達成協議時可能面

臨的具體信息問題進行分析，并通過引入新的定性數據集，評估兩個變量以及

其對所有現代軍備技術合作產生的影響，認為國家在控制新興技術時應當將技

術雙重用途屬性的變化如何影響偵測和披露之間的緊張關系納入考量。

? 文章來源： Jane Vaynman and Tristan A. Volpe, “Dual Use Deception: How Technology Shapes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3, 2023, pp. 599–632.

①

簡·韋曼（Jane Vaynman），美國天普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研究重點為敵對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軍備控制

協議的設計以及技術對國際機構的影響；特里斯坦·沃爾普（Tristan A. Volpe），海軍研究生院國防分析系助理教授，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政策項目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技術如何塑造國家間的強制、合作與競爭關系。張學玉，

國政學人編譯員，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

32

? 思維導圖

一、引言

幾乎所有技術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民用與軍用雙重性，即使最致命的武器也能在民

用經濟中找到其具有和平屬性的對應物。正是技術的這種雙重性導致了國家在相關領域

的合作陷入困境。在外層空間，各國已經就建立軍事空間站與反衛星武器展開競爭，并

著手設計國際機制進行軍備控制，避免軍備競賽惡化。但與此同時，各國在外層空間競

爭中涉及的相關技術，也可以在民用經濟發展中起積極作用，如建立以和平為目的的導

航系統。然而，這些民用技術與軍事武器往往難以區分，清理太空碎片的良性網絡與試

圖擊落衛星的武器似乎別無二致。

除太空技術領域外，技術的雙重用途性也困擾著國家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如網絡能

力建設與生物技術領域。雖然各國對“一國假借和平開發技術之名，實則暗中壯大軍事

力量”普遍存在擔憂，但這種擔憂并不一定會導致合作失敗。事實上，任何一種現代軍

控協議都限制了軍事資產的部分民用效益。這意味著，民用與軍用的重合屬性并非是絕

對的，在不同的技術領域，技術的雙重用途性既可能阻礙軍事協議的達成，也可能推動

其實現。考慮到目前并沒有對技術雙重用途差異對國際關系中國家合作前景影響的系統

性研究，本文提出了一個更寬泛的技術雙重用途概念，旨在全面反映現代武器技術中涉

及的雙重用途特性。本文的理論框架深入剖析了技術這一核心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國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3

家合作。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并不認為技術是影響合作的唯一因素。因此，本文采用了控

制變量法以確保研究結果準確。

二、技術雙重用途的兩個維度

技術雙重用途性可以從兩個維度來描述：可區分性與整合度。

可區分性指區分一項技術是軍用或民用的相對難易程度，這決定了各國核查軍備控

制協定履行情況所需要的監控級別。例如，戰列艦很容易與商業貨船區分開，但軍用無

人機卻似乎與民用無人機無異，而后者就會要求國家通過更全面的情報收集與更具侵入

性的檢查以達到更高的監控級別。

（一）可區分性與監測約束

技術的高區分性使得國家更難以實施欺騙，因為高區分性軍事資產不能被輕易偽裝

為民用設施。而低區分性的技術則給國家留下了轉圜空間，使其能夠通過模糊軍用民用

的界限來實施欺騙。在本文中，我們從四個方面對“可區分性”進行了說明（表 1）：

1. 物理特性：技術的物理特征（如大小或其他檢測特征）所設定的具體基線。例如，

生物技術因為在使用過程中常處于微觀狀態，使人難以判斷其最終用途是軍事還是和平。

2. 發展路徑：技術的發展路徑會影響各國以追求和平為借口將技術用于軍事的程度。

一些技術在進行民用開發與軍事用途時的運用路徑會產生重疊，有些則不重疊。例如，

民用客機和軍用飛機遵循不同的設計與生產流程，這使得從一種生產途徑切換到另一種

生產途徑的成本很高。

3. 技術相關原則與部署決策：通過某項技術的相關原則與部署決策進行觀察，可以

通過判斷其行為模式來推知該項技術的實際用途是軍用還是民用。例如，盡管采用的技

術相同，但美國與蘇聯的民用太空發射中心的地面液體燃料火箭顯然與 20 世紀 70 年代

兩國在冷戰環境下開發地下軍事導彈的意圖截然不同。

4. 轉換速度：即某項技術從民用能力轉變為軍事資產的轉化速度。更快的轉化速度

會提高其他國家觀察某項技術發展與部署的難度。相反，當一項技術從民用轉向軍用的

耗時越長，給其他國家的觀察時間就越充足，該國進行技術轉換的意圖就越容易被發現。

34

監測有助于區分技術的民用和軍用屬性，要實現通過合作方式開展軍事監測，被監

測國必須允許其他國家或組織進入其領土與敏感設施，甚至是軍事力量。鑒于技術用途

難以區分，國家對監測等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被監測國也需要更充分的準備以應對侵

入性或頻繁軍備控制檢查所帶來的風險。然而，深入或頻繁檢查所帶來的風險嚴重程度

不取決于技術的可區分性，而與技術整合度密切相關。

（二）整合度與信息披露約束

由于技術的雙重用途性會加劇軍控檢查帶來的安全風險，作者引入“整合度”這一新

概念，用以描述允許監察國家或組織監察一項技術的特定軍事或民用應用時可能給被檢

查國帶來的損害。

整合度指一項技術在軍事企業與更廣泛民用經濟中的使用范圍與結合深度。利基技

術（Niche Technologies）的整合度很低，因為它們常在極小領域內發揮作用。例如，盡管

長程火箭（Long-range rockets）在力量投射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但由于它們的作用僅限于

戰略打擊與太空發射任務，因此整合度較低。整合度增加了軍控檢查帶來的安全風險。

相反，當一項技術的使用范圍越來越普遍，就給核查人員收集協議之外的軍備與民用資

產情報創造了機會。如在檢查造船廠以確保某國符合核戰列艦限制標準時，該國制造其

他軍用船只與商業船只的情況也可能被曝光。高風險信息泄露可能帶來的安全損害，給

各國不得不更為謹慎地對待軍備控制協議中的監控選項。

在理解整合度時，作者選擇從技術的應用普遍性與邊際成本兩個特性切入。這兩種

特性來源于對擁有廣泛民用范圍的“通用技術”的經濟學研究。通過調整這兩個特性的

定義，文章更好地說明了技術在軍工企業與民用經濟的中的整合度（表 2）。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5

1. 普遍性：一項技術的普遍性反映了它在每個領域使用的范圍和深度。本文沿用了

這一特性，以反映不同技術在軍事和民用兩方面的變化。無處不在的武器技術與平臺技

術，如炸藥與海軍潛艇，可以廣泛用于執行許多軍事任務。利基技術則只能在狹窄領域

發揮作用，如到 19 世紀中期步槍才在某些特殊軍事行動中被使用。在民用領域，炸藥和

海上船只可以被用于礦業開采與貨物運輸，而“和平使用步槍”則十分罕見。

2. 邊際成本：一項技術的邊際成本影響了其被廣泛應用的傾向。經濟學家發現，隨

著時間推移與技術改進，應用一項技術的邊際成本會降低。延續經濟學中的這一發現，

本文認為開發和部署技術的單位成本越低，相關國家就越可能應用這項技術。就成本而

言，具有“溢出潛力”的軍事技術創新對政府更具吸引力，也更能吸引政府對其進行投資，

因為這種技術創新可以轉化為商業利益。

總而言之，整合度限制了各國在達成軍控合作上的監測選擇范圍，因為高整合度使

得國家軍事秘密與經濟秘密更容易在檢查中被泄露。相比于強化經濟實力，政府更關心

軍事力量的保護。但本文認為，在國家由于科技軍事整合度高帶來的安全風險而拒絕軍

控侵入性檢查的同時，也會將高整合度民用技術的調查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的現實納入風

險考量。

上述兩個變量使我們可以預判國家在設計技術控制協議時所要面臨的具體問題（表

3），同時也能推知在可區分性高且應用范圍狹窄（Niche，即利基）的技術領域較為容易

達成理想的軍備控制協議。相反，可區分性低且具有高度整合度的技術則會創造一個“死

亡地帶”，在其中任何監測和信息披露問題都可能毀掉合作前景。除極端情況外，本文

也關注介于“高區分低整合”與“低區分高整合”之間的混合雙重用途性技術。在這一

區間內，合作障礙在某種協議形式較容易克服。

36

三、從雙重維度審視技術二重用途性

本研究彌補了當前學界對“技術如何塑造國家間合作”的三種主要描述中的空白與

不規范問題。首先，一些人認為，當軍事技術能夠給國家帶來特定優勢時，國家限制軍事

技術發展的動力會降低。例如，一項新技術的早期采用者會獲得軍事優勢或進攻先機。

然而，這一論點很難從防御角度解釋為什么一場有益合作會走向失敗。其次，也有人認

為當技術對未來的影響不確定時，各國會更傾向于依托技術武裝自身而不是限制技術。

競爭性投資的確可以用來對沖不可預見的技術突破給國家帶來的風險，但也有學者指出

國家能夠通過建立制度靈活應對不確定性技術并從中獲益。最后，有觀點認為技術會給

國家帶來信息問題。當一國能力的軍事能力難以觀察，尤其是因為技術軍事用途與和平

用途之間界限模糊時，其他國家就會通過頻繁監測來確保該國遵守協議。雖然這種觀點

認識到了技術的雙重用途性，但卻對其理解過于絕對化。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7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引入新型定性數據集，從“可區分性”與“整合度”兩個維度切入，

對技術雙重實用性對整個軍備技術群體合作的影響進行評估。為了確保理論成立并證明

其普遍適用性，本文對現存每種技術進行分析，而這也彌補了當前文獻中“常規使用武器

技術列表”的缺失。通過處理數據，本文發現現代各國用于武裝自身的技術有 24 種。通

過案例研究，本文對 24 種技術的軍民兩用變量進行衡量，并對其如何影響各國設計軍備

控制機制時面臨的信息問題進行調查。

本文案例范圍包括了現代國家已經用來武裝自身的不同武器或不同武器平臺所涉及

的全部技術，排除了不能獨立成為武器或獨立成為武器平臺的技術。武器指用來對地方

人員或物資造成傷害或破壞的物體（從常規爆炸物到網絡攻擊工具），武器平臺則指一

種或多種武器組合，并帶有可以接近地方目標的交通工具或運載系統（例如海軍艦艇與

火箭）。同時，研究團隊回顧了從 1816 到 2010 年的全部軍備控制協議全文來確定本文

研究范圍已經涵蓋全部符合條件的技術。（表 4）

通過分析，本文得出四種技術雙重用途性對軍備控制機制影響的前景：

H1: 最佳前景：高區分性低整合度技術給合作帶來的監測與披露障礙最小。關于戰

略能力，特別是遠程彈道導彈的軍備控制屬于這一范圍。技術高度可區分性使各國在締

結軍控協議時在核查部分擁有更多選項，從而改善了合作前景。

H2: 最差前景：低區分性高整合度技術造成了嚴重的信息問題，導致“合作死亡地帶”。

在這一范圍內，從無人機到網絡武器與太空能力，幾乎沒有國家就上述技術達成軍備控

制協議。各國談判代表在就此類技術進行談判時，都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監測風險與信息

披露問題，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在遏制反衛星武器軍備競賽上的失敗就是例證。

H3：中性前景：低區分性低整合度技術造成了嚴重但能夠克服的監測合作障礙。例

如，核領域軍事用途與和平用途的難區分性使監測更為困難，但核技術的相對狹窄應用

領域使得國家面臨的信息紕漏風險處在可控范圍內，這使各國能夠在多邊軍控協議中接

受高級別監測。

H4: 中性前景：高區分性高整合度技術造成了嚴重但可控的信息披露風險。許多常

規軍事力量都屬于這一技術范圍內，且涉及該范圍內科技的軍事協定并不要求高監控級

別。例如，為了監測某國遵守軍用飛機或海軍艦艇軍控協議，國家需要通過國家情報或

在有關國家地理與物理邊界準入范圍內的監測情況進行判斷。

38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39

四、結論

軍民兩用技術常常給限制軍備競賽帶來額外挑戰。本文通過分析技術的兩重用途性，

解釋了軍備控制中合作困局的出現原因，指出技術兩重用途性改變了通過檢測確保國家

遵守軍控規范的所需信息多少，但不會導致更深層次的軍事與商業機密泄露。而隨著技

術兩重用途性在可區分度與整合度兩個維度的變化，國家間展開軍控合作的前景也在變

化。

本文的實質性貢獻在于揭示了軍民兩用技術屬性如何限制國家間建立合作機制的選

擇。同時，本文也注意到監測與信息披露問題同其他影響因素交織在一起影響了國家的

軍備控制結果。例如，國家可能出于對國家間權力制衡的考量而改變其在軍備控制上的

態度，使技術兩重用途性在合作問題上的影響程度有所降低。

本研究也為未來幾年管理新興技術提供了可行的替代選擇。當人工智能等技術落入

軍備控制“死亡地帶”時，如果各國能夠更多的關注管理行為而非限制人工智能能力，

國家達成合作的前景就更加光明。這一選擇方案意味著國家需要更關注與技術有關的行

動效果，而不是擁有或發展某項技術本身。雖然這種方法可能導致國家無法提前避免技

術發展與應用帶來的損害，但這種方案仍能夠通過“退而求其次”避免軍控落入死亡地

帶，從而引發更多不可控危機。因此，當技術雙重性用途使傳統軍備控制協定中的檢查

無法進行時，相關政府在展開國際合作與構建國際機制時應當考慮這一選擇。

? 譯者評述

在評估目前已經存在的軍民兩用技術外，本文還頗具前瞻性的探討了軍用人工智能

系統可能會面臨的合作與裁軍困難問題。目前，人工智能軍事化使用已成為部分國家的

研究重點，但針對此技術的國際裁軍合作與有效風險管控工作的順利開展仍面臨重重挑

戰。

就人工智能技術本身而言，大數據訓練與系統自身建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歧視性、誤

判性使得軍用人工智能在提升國家軍事打擊能力的同時，極有可能造成沖突風險升級，

或引發其他倫理難題。同時，人工智能技術在軍用與民用領域內的巨大潛力，以及高整

40

合度，使得各國可能對披露自身人工智能算法猶豫不決，因為即使是某些看似有限的信

息，也可能導致敏感軍事力量或商業產品的機密泄露。

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家均已意識到人工智能技術的重要性，并將快速發展與妥善利用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國家重點方針。但人工智能技術在現階段所具有的運行不透明性、不

可靠性與易錯性，使得國家事實上難以準確判定當前人工智能的各類風險級別，而人工

智能技術在國家經濟發展與國家軍事能力建設上的重要甚至未來將成為基礎的地位，也

使得國家不得不較為審慎的推進人工智能合作。與此同時，正如本文研究所指出的，人

工智能作為一項具有高度技術二重性與高軍民整合度的技術，以及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可

能故意持有的保留態度，使得現階段本身齟齬的國家很難在人工智能技術上達成深度互

信，不容易建立起真正具有約束力與執行力的裁軍合作與后續監管。

除卻政治博弈，上述技術因素或將阻礙國際上對軍事人工智能應用進行控制的前景。

本研究對技術的細化界定與對過往裁軍協定的重新審視極具啟發意義，為當前國際政治

研究如何更準確的觀察“技術與政治”的互動提供了有益經驗，同時本研究采取的分析

方法，也對譯者在現階段所關注“如何更有效的界定人工智能風險類型”帶來了啟發。

【校對審核：王京 張倍禎 李源】

【責任編輯：封欣怡】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41

新興技術、戰略與國際秩序 ?

簡·考夫曼，凱瑟琳·赫奇科克，南森·赫奇科克，奧莉維亞·雷克曼[著] 聶涵琳 [譯]①

? 文章導讀

2024 年 5 月 14 日凌晨，OpenAI 在首次「春季新品發布會」上搬出的新一代旗

艦生成模型 GPT-4o、桌面 App 向我們展現了技術對產品形態的顛覆，OpenAI

用行動給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上了一課。而在國家安全領域，同樣很少有什么話題

能比新興技術的揭秘更能引發轟動。先進技術和自動武器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公

眾的想象力，幾十年來一直是科幻小說的主要內容。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

技術等新興技術的確有可能改變戰爭中交戰、收集情報和進行外交的方式。然而，

除了戰場效應之外，新興技術可能會對國際秩序的穩定產生更大的影響：新興技

術被譽為游戲規則的改變者，可以改變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擾亂現有的聯盟，

重塑全球秩序。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新興技術如何影響戰略與國際秩序？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研

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概述了影響的三種方式：對技術效應的認知、聯盟的

整合和可操作性，以及對自由秩序原則的遵守。本文向決策者提出三項建議。首

先，戰略性地實施圍繞新興技術的“炒作”。接下來，在將技術整合到聯盟原則

中時，要小心地解決“被拋棄”和“被牽連”的擔憂，以確保盟友的認同。最后，

技術進步已經改變了武裝沖突水平以下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的一套方案，從而影

響了人們對自由國際秩序的看法，并為國家結盟開辟了替代途徑。研究結論表明，

新興技術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它們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帶來

? 文章來源：Jane Kaufmann, Kathryn Hedgecock, Nathan Hedgecock and Olivia Raykhman,“Emerging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Defence Studies, Vol. 24, No. 1, 2024, pp. 141-147.

①

簡·考夫曼（Jane Kaufmann），美國空軍軍官，斯坦福大學政治學系的博士生；凱瑟琳·赫奇科克（Kathryn

Hedgecock），美國陸軍軍官，西點軍校美國軍事學院國際事務助理教授；南森·赫奇科克（Nathan Hedgecock），美

國陸軍軍官，西點軍校美國軍事學院系統工程系運籌研究中心研究分析師；奧莉維亞·雷克曼（Olivia Raykhman），西

點軍校美國軍事學院外語系學員。 聶涵琳，國政學人編譯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

42

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需要更加謹慎地評估新興技術的

影響，并制定相應的戰略來應對這一挑戰。

? 思維導圖

一、技術認知

對新興技術的炒作是對它帶來的未來不確定性的反應，人們和機構利用這一不確定

性來推動實現其目標，而這種炒作也將其推到了政策制定者、軍方領導人與國內受眾擔

憂的前沿。炒作的表演性影響可以增加政治權力和國際地位，威脅安全并刺激經濟。政

客們可以在他們的政府中借助尖端創新行使權力，將其作為成功政策案例，或者展現出

對支出的寬容態度。在國際舞臺上，他們可能會因為擁有技術或使用技術投射權力而尋

求承認。在這種用法中，技術的效力往往次于地位目標。當軍隊確定威脅的普遍性和嚴

重性時，新興技術也會在戰術層面造成干擾。最后，圍繞新興技術的炒作可能會有利于

企業的營收，例如在 ChatGPT 推出后人工智能公司的興起。

2024 年第 3 期（總第 15 期）

43

新興技術的不確定性使它們被允許用于多種目的，這往往會導致其影響被夸大。例

如，炒作潛在武器系統的能力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及其工業吸引資金和經濟利益，但也可

能導致對其有效性的夸大評估，并侵蝕公眾對新興技術的信任。在許多情況下，與一項

技術相關的炒作并不是由追求這項技術的國家推動的，而是由媒體、行業觀察人士和參

與者推動的。因此，國家可能會失去對敘述新興技術影響的控制權。再加上虛假新聞、錯

誤信息和虛假信息的泛濫，受眾被巨大的信息量淹沒，無法辨別何為真何為假。

這種所謂的“炒作疲勞”已成為安全領域中的一項重大挑戰，對手利用虛假信息運動

破壞對民主機構效力的信任。因此，應該仔細剖析這種炒作，僅是夸張，還是為了跟上戰

略競爭對手的步伐而必要的關注？炒作的表演效果可以被用來團結國內受眾，在國際舞

臺上投射力量，并在戰場上分散和威懾敵人。此外，對能力和潛在風險的夸大評估可能

會擾亂決策。盡管新興技術可能被夸大了，但各國不能忽視及早采用技術的潛在好處，

也不能忽視新技術擾亂國際秩序的威脅。對自主武器或人工智能發展聳人聽聞的報道，

可能會導致其他國家將這些技術視為重大威脅，導致技術安全兩難境地，加劇國家之間

的緊張局勢。

在討價還價理論中，因為戰爭是代價高昂的，所以在戰爭之外必須存在一種選擇，

使雙方都比開戰更好。在這種模式下，討價還價失敗，當國家不能可信地承諾時，或者當

國家擁有關于戰爭成本的私人信息和歪曲這些信息的動機時，戰爭就會發生。隨著新技

術的出現，各國會被激勵歪曲有關其擁有該技術及其功能的信息，新技術的不確定性體

現了扭曲的威脅結構。有學者認為不完全信息是戰爭的主要因素，特別是預防性戰爭。

他們的論點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論之上，即力量對比的巨大而快速的轉變為戰爭創造了條

件；權力的轉變是由國家投資于軍事能力的內生決定推動的。新興技術可能會增加軍事

投資將如何轉移為權力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天平向戰爭傾斜。因此，研究人員應該負責

任地預測新興技術的未來實施，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技術炒作產生的干擾。政治和軍事領

導人應該注意他們的炒作意圖，以及與他們的溝通相關的潛在戰略反響。軍備控制界還

可以采取前瞻性措施，幫助減輕與新興技術有關的風險。

44

二、技術對聯盟動態的影響

聯盟是國際秩序的核心，它使國家之間正式結盟以應對共同的威脅和挑戰。新興技

術可以通過轉移國家之間的相對權力來塑造國際秩序，還可以通過技術輸血創造國家之

間一體化的新途徑。技術的使用可以塑造聯盟的原則和戰略，并確定盟友有效合作的能

力。AUKUS（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安全伙伴關系是體現聯盟動態的技術基礎的最新

例子。值得注意的是，AUKUS 的第二項舉措完全專注于技術進步、創新和可操作性。核

武器的出現降低了核國家聯盟的重要性。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朝鮮這樣的小國都依賴

聯盟來生存。獲得核武器后的國家，無論常規武器規模如何，都擁有超強的國際實力。作

為反核擴散運動的一部分，美國更新了聯盟的措辭，將保護包括在內，以換取一些國家

在擴大核保護傘的情況下不發展核武器。

即使在不那么極端的例子中，技術進步也會影響聯盟的動態。聯盟中的原則必須調

整以納入新技術；隨著聯盟經歷理論上的變化，它們面臨著兩個關鍵問題——被拋棄

（abandonment）和被牽連（entrapment）。被拋棄和被牽連指的是在聯盟中造成安全困境

的相互競爭的力量：國家希望確保自己不會被盟友拋棄，同時也保留“足夠的行動自由，

以避免被這些盟友拖入不受歡迎的沖突”。

軍事準則有三個來源：理性、組織和文化。理性主義邏輯認為，準則源于國家面臨的

威脅、可用于對抗威脅的技術以及國家的地理位置。組織驅動力認為，所有因素都是通

過主要軍事行為者的自身利益來解釋的。最后，服務和戰略文化對準則何時改變以及如

何改變很重要。軍事準則的每一個驅動力都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使新興技術在聯盟凝

聚力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了解技術是如何影響聯盟的，對于讓成員參與投資技術并將

其整合到準則中至關重要。未能將技術變革融入聯盟原則增加了互操作性問題，并使聯

盟的實力受到質疑，而成功地將技術融入理論需要解決盟國的拋棄和牽連問題。

三、技術與國際秩序的關系

本文認為，新興技術既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成功管理對國際秩序的權衡，也可以加

劇國際關系中的挑戰。現代技術使國家保守秘密或隱瞞行動的能力復雜化。互聯網、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