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1 月第 1 期 總第 13 期

2024 1

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

編輯委員會

主 編：宋亦明

副主編：張 耀

編 審：丁偉航 施 榕 李 源 賴永禎

執行編輯：邱意雯

責任編輯：封欣怡 嚴瑾怡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Yiming Song

Executive Deputy editor: Yao Zhang

Deputy editor: Weihang Ding, Yuan Li, Rong Shi, Yongzhen Lai, Yao Zhang

Managing editor: Yiwen Qiu

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學 刊 簡 介

《國際關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簡稱《前沿》）是國政

學人學術共同體發起創辦的電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國際關系領域具有開創性、前沿

性、學理性、實證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國際關系領域主要期刊新近發表的學術成

果，以此搭建了解國際學術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論文

編譯計劃”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國際關系前沿》電子學習資料的基礎上，2022 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為雙月刊。《前沿》每逢偶數月的月初發布，同時按需印制紙質版。

《前沿》具有 2 個常設欄目：“前沿編譯”欄目每期精選 8-10 篇文章，其篩選自國政

學人新媒體學術平臺往期發布的較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的推送。“新刊速遞”涵蓋 25

本學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發的最新文章的題目和摘要。《前沿》作為非正式出版刊物，

以公益性學習分享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

國政學人學術共同體

《國際關系前沿》編輯部

2022 年 1 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1 月第 1 期 總第 13 期

前沿編譯

- 全球國際關系學 -

從天上至人間：中國“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對全球國際關系的貢獻……

..................................................................................................................... 阿米塔夫·阿查亞 1

在民族—國家之前：文明、世界秩序與全球國際關系的起源..............阿米塔夫 ?阿查亞 7

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心理學：超越范式 ............... ............約書亞·凱特澤 達斯汀·廷利 14

- 國際政治經濟學 -

沒有硝煙的戰爭：全球供應鏈、權力轉移和經濟方略 ................. 陳凌 邁爾斯·埃弗斯 23

全球價值鏈的治理 ..................................................................................... 加里·杰里菲 等 30

世界政治中基礎設施的理論化 ......................................................... 克里斯蒂安·布格 等 39

數字人民幣 VS 美元霸權？——中美貨幣競爭中的友好對手 ........................ 張發林 等 47

- 國際安全 -

聯盟如何塑造競爭...................................................................................普拉桑特·蘇哈斯 59

通過付出代價進行威懾：在懲罰威懾和拒止威懾之間 ...................... 阿米爾·盧波維奇 69

可信度的多重面貌：鷹派、鴿派與核裁軍..................................................唐·卡斯勒 等 76

- 歐洲研究 -

中國如何認識“歐洲戰略自主”：非對稱期待與務實合作 ....................................... 楊娜 84

重塑制度重疊：北約自 2014 年以來對歐洲安保防務建設的反應…………………………...

... …………………………………………………………………....................倫納德·舒特 93

前沿動態

《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102

《國際組織評論》（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107

《新政治經濟》（New Political Economy） .............................................................. 112

《沖突解決雜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119

《歐洲國際關系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29

《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 ........................................................................ 138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 149

《國際研究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52

《劍橋國際事務評論》（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59

《太平洋評論》（The Pacific Review） ...................................................................... 163

《亞洲調查》（Asian Survey） ...................................................................................... 169

《歐亞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 172

《地中海政治》（Mediterranean Politics） ............................................................... 175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1

從天上至人間：中國“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

義”對全球國際關系的貢獻 ?

阿米塔夫·阿查亞 [著] 沈好文 [譯]①

? 文章導讀

2023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于會

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外交工作主線，更強調

要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為基本支撐，從而促進全球國際體系改革與發展。然

而，近年來國際關系學科因忽視和邊緣化西方核心國家以外區域的理論研究而受

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學科進步驅動力也日趨不足。與此同時，全球國際關系學

（Global IR，縮寫 GIR）蓬勃發展，還推動了國際關系學科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迎

來了研究熱潮，并出現了流派化發展趨勢。

在此背景下，該文從新興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著手，將其對于彌合西方同其他地

區的鴻溝存在什么樣的價值、又面臨著何種挑戰為研究問題。為深入解答，該文

探討了三位知名中國學者所提出的新興國際關系理論，即秦亞青的關系理論

（Relational Theory）、趙汀陽的天下體系（Tianxia Concept）以及閻學通的道義

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并根據其建構基礎、理念特征等要素將其劃分為文

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兩類進行研究。該文借助對以上三種理論的對比分析，

指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面臨著來自理論解釋力、對傳統文化的汲取度、適用范

圍、同政權的密切度以及創新力五方面的挑戰，同時結合全球國際關系的六大要

素評估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價值。總之，該文肯定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貢獻，

并對其克服來自國際學界的質疑提出了優化路徑，促使中外學者圍繞國際關系理

論發展方向展開對話來突破以西方為中心的理論敘事結構。

? 文章來源：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2019, pp.467-494.

①

阿米塔夫·阿查亞，美利堅大學特聘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多邊主義、全球治理、東

南亞等議題。沈好文，國政學人編譯員，吉林大學國家發展與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學研究生，研究興趣為東北亞安全

與發展議題。

2

? 思維導圖

一、文化理想主義（Cultural Idealism）

秦亞青的關系理論和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屬于這一類別，因為兩者都富有建構在中國

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基礎上的強烈理想主義精神。

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以啟蒙運動的理性為基礎，秦亞青的關系理論從社

會理論同文化的緊密關系出發，認為國際關系是由各種關系類別組成的，如平等關系、

等級關系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關系。

秦亞青的理論以中國辯證法為基礎，并借助同黑格爾辯證法的對比進行論證。中庸

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認為事物由兩極組成，并通過兩極相互作用

而發展。不同之處在于中庸將兩極關系的基本狀態解釋為和諧，而黑格爾則強調差異的

根本性，并將沖突視為兩極關系的本質。但是這不意味中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孰優孰劣，

秦亞青只是通過區分二者來說明理性概念對于西方理論等同關系概念對于中國理論的意

義。理性和關系并不敵對排斥，而且關系具有普遍性，并不是亞洲特有的，因而西方學界

應提升對于關系概念的重視。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3

趙汀陽將中國古代周朝的天下體系概念應用到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天下體系的單位

是世界，而不是國家，因此治國之術的挑戰是世界建設，而不是國家建設。該理論主要包

含四個要素：一是非排他性，即不排除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或者說包容所有人民和所有

土地；二是世界制度，即周朝選擇世界，而不是國家來作為政治思想的起點；三是國際層

面的民主，即沒有國際民主的國內民主可能會導致帝國主義霸權；四是和諧勝于同一，

即和諧并非同一，而是指相互依賴、相互改進或不同事物的完美契合。

但是天下體系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首先，這一理論反映出中國的世界觀沒有超越

其直接文化區域，局限于“中華天下”。漢代開辟絲綢之路之后出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天下

體系，但是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古代時期中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中心的觀念，直到 19

世紀中國才開始接受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概念。其次，周朝的天下體系難以高效

解決問題。隨著周王朝衰落，周王成為了更強大的統治者的傀儡，天下體系所渴望的和

諧退化為了春秋戰國的無政府狀態。

二、道義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

閻學通信奉無政府狀態和強權政治的現實主義觀念，但同時將某些類型的道德倫理

視為應對全球無政府狀態和中國崛起的必要工具，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一些崛起

的國家能夠實現成為霸權的目標，而另一些則不能，以及霸權維持或衰落的原因。

閻學通強調的道義是政府道德，這是一種工具性的道德觀念，即政府利用道德關切

來實現國家戰略利益最大化。政府道德是指政府對其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所承擔的責任，

是一種公共道德而不是私人道德，也是一種普遍道德而不是國家道德。該理論堅持現實

主義的基本原則，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領導大國至關重要。因為全球治理意味著

分配國際責任以減少共同威脅。如果大國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更多責任，小國就會更

有信心參與其中。

道義現實主義存在折衷主義傾向，包含自由主義觀念，即試圖用中國傳統思想豐富

自由主義價值觀來實現理論創新。雖然向自由主義理論拋出橄欖枝，但能否被以西方為

中心的自由主義理論接納仍是問題。

4

道義現實主義存在兩點薄弱之處：一是包含中等強國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弱勢行

為體的國際影響力逐漸上升，沖擊著該理論對于強國引領作用的支持；二是該理論所借

鑒的先秦中國政治思想家的影響力局限于中國及周邊地區，對于該理論能否運用到中華

文化以外的國家或是對中華文化缺乏了解的國家仍舊存疑。

三、對比分析

三位學者共同指出了中國國際關系的文明轉向，但核心論點有所不同，閻學通的重

點是因果機制，秦亞青是認識論，趙汀陽則是世界觀。道義現實主義和文化理想主義的

重疊之處在于都以國內歷史文化作為自變量應用至全球層面的互動，但都缺乏對國際社

會如何影響中國內政外交的探究。

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應該打造國際關系學界的中國學派。不同于秦亞青的支持態度，

閻學通認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多樣化特征突出，難以歸入單一流派，且中國學界方法

論訓練有限，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成果，無法支撐學派建設。比起打造中國學派，他更

鼓勵用中國傳統思想來豐富國際關系理論。但二人都表示比起打造僅適用于中國的理論，

更應該努力發展具有普適性的國際關系理論。

四、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面臨的挑戰

一是中國理論的解釋力。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誕生不久，圍繞其發展前景仍有許多爭

論。許多中國學者并不認同專門建立中國學派，這既是由于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適用

范圍尚未達成一致，也和中國內部理論流派的多樣性有關。但是這些爭論的存在有利于

削減中國理論對傳統文化的依賴程度，還能促進不同國際關系思維的碰撞和交流。

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汲取程度。閻學通和趙汀陽的國際關系理論都源于先秦文化，

秦亞青則更為關注朝貢體系，但總體來說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都缺少對佛教等

對中國古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外來思想觀念的關注，這將制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內涵和

影響力的進一步拓展。

三是理論的適用范圍。在發源地以外區域的解釋力是評判一個理論成功與否的重要

標準。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雖然存在超越中國乃至東亞范圍的概念和解釋，但仍遭到西方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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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質疑，這既體現出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狹隘性，也表明中國學者應該努力拓展理

論的適用地區和領域，嘗試用中國理論解釋全球性發展問題。

四是學術和政權的關系。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都圍繞學術理論同政權實踐

間的關系展開，有助于理解中國崛起背后的歷史文化和內政外交邏輯，激發學界對新型

國際秩序的探討熱情。此外，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不僅助力官方政策的合法化進程，

還能反過來警示上層關注強權政治的危害性。

五是模仿與創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挑戰現有的理論概念，突破了西方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解釋和預測，但是在提出新的概念以拓展理論的適用性方面表

現仍待改進。

五、評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貢獻

該文結合全球國際關系六大要素，一一對應來評估中國理論的價值。一是多元普遍

主義。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雖取材于中國歷史文化，但都不排斥不同文化間的

共存。二是立足于世界歷史。文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都通過將中國古代和東亞歷

史引入國際關系理論來解決歐洲中心主義和希臘羅馬中心主義的國際關系問題。三是拓

展而不是取代現有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閻學通和秦亞青分別挑戰了新現實主義和理性

主義，同時分別擁抱古典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反對霍布斯現實主義，

以及需要進一步確定它與康德普遍主義的關系。四是同區域研究的聯系。目前來說，文

化理想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的實證焦點都是中國，但存在應用于東亞及其他地區的潛力。

五是文化例外論。秦亞青和趙汀陽的理論對其他文化區域的解釋力仍待考察。閻學通反

對建立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中國學派。六是承認機制的多樣化。閻學通重視戰略和政治

機制，秦亞青和趙汀陽則強調文化和觀念機制。

六、結論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證實了國際關系學界需要改革以西方為中心邏輯，豐富研究領域

的多樣性。同時，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以增強來自國際社會的關注和

認可。對此，該文提出五條優化路徑：一是擴大適用范圍，超越中國及其鄰近的東亞地

6

區，嘗試對世界問題提供解釋；二是吸引國內外學者進行探討研究；三是保障研究議題

活力，鼓勵學者創新理論；四是提升理論研究“壽命”，避免曇花一現；五是與本國的官

方政策保持一定距離。

? 譯者評述

該文探討了秦亞青、趙汀陽、閻學通三位中國學者提出的新興國際關系理論，并將

其分為文化理想主義和道德現實主義兩類進行研究，激發中外學者對此展開對話，從而

明晰中國新興理論建構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價值與貢獻。

該文創新性如下。第一，以新興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為切入點，探究文化理想主義和

道德現實主義對于國內外政治秩序的理解，從而明晰當下國際關系學科的缺陷與改進方

向，強調了中國新興理論發展對全球國際關系研究的貢獻，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學術

研究舞臺上的影響力。第二，綜合中國文化、國際局勢及全球國際關系體系客觀評估中

國新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該文沒有回避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新興理論的質疑，反而為

了理性回應，在評估中國新興理論的貢獻時，還引入全球國際關系六大要素與其一一對

應，清晰且理性分析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優缺點所在。

同時，該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關于中國新興國際關系理論適用范圍的回應說

服力有限。該文指出學界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在其他區域的解釋力的質疑源于西方學界

的排外性和中國學者的努力不足雙重要素。但還要注意到社會對所有新生理論的接納和

吸收都是需要時間的，而中國理論來源于傳統文化、服務于實際國情，帶有獨特的東方

色彩，自然免不了緩慢的過渡期。第二，應對措施過多強調了中國學者的做法，國際關系

研究應該認識到全球國際關系學在各國的蓬勃發展態勢，跳出西方中心論，放寬視野，

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容納多元化的研究態勢。

未來研究可以關注以下幾點。第一，凸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研究應貼合國內外時政熱點與發展形勢，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國際局勢深刻調整

下交出的東方答卷，凝結著千年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更承載著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

美好期待，國際關系研究更應承擔起兼濟天下的使命與責任。第二，關注普遍性國際問

題。學界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力和適用范圍批評聲音高漲，對此可嘗試從氣候、

衛生等非爭議性議題著手彰顯獨特的東方智慧以打破西方學界的封鎖排斥，同時這也對

國內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借鑒價值。

【校對審核：李茜 付藝偉】

【責任編輯：嚴瑾怡】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7

在民族—國家之前：

文明、世界秩序與全球國際關系的起源 *

阿米塔夫?阿查亞 [著] 范嘉元 [譯]①

? 文章導讀

2014 年，本文作者、國際研究協會（ISA）時任主席阿米塔·阿查亞提出了“國際

關系研究新議程”，即“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R）；十年后，有必要在回

顧該理論代表作品的基礎上，審視該理論的發展成果和優化路徑。本文引入多元

文明視角，突破國際關系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構建基于文明的全球國際關系

學理論。

作者指出，現有國際關系理論普遍以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

全球擴張為起點，這種世界觀掩蓋了其他文明對世界秩序演變的角色和貢獻。研

究古典時代的世界秩序可以幫助國際關系學者更全面地參與歷史，并以多種方式

重塑國際關系研究。本文運用歷史研究法，梳理了近東、印度、中國、伊斯蘭、

印度洋等 5 個前西方世界秩序的基本特點，回顧了它們對西方文明的貢獻以及西

方對這些古典文明的毀滅性打擊。作者的結論是：從歷史文明而非民族國家的角

度研究國際關系為我們打開了理解國家和社會之間物質和觀念關系的大門。這一

新視角促使國際關系的思維從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體系”轉向更具包容

性的“世界秩序”框架。

* 文章來源：Amitav Acharya, Before the Nation-State: Civilizations, World Orders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Autumn 2023, Pages 263-288.

① 阿米塔夫·阿查亞，美利堅大學特聘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多邊主義、全球治理、東

南亞等議題。范嘉元，國政學人編譯員，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專業，研究興趣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

外交、對外傳播。

8

? 思維導圖

一、引言

我們為什么要使用“文明”這一文化和社會概念替代“國家”或“民族國家”來研究

國際關系（IR）？冷戰結束之初，塞繆爾·亨廷頓寫道：“在新世界，沖突的根源將不再

來自意識形態或經濟層面，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屬于不同文明的

國家或群體之間”（Huntington, 1993）。這一“文明沖突論”引發了深遠的辯論。每當恐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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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襲擊或族群沖突爆發，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便引用這一理論論證之；“文明沖突論”

也遭到了一些批評。

作者認為，“文明沖突論”的貢獻在于將“文明”置于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心，但該理

論是錯誤的：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的論據主要來 20 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互動，未能從更

廣泛的時空范圍加以考察。縱觀歷史，我們發現文明之間不乏和平的接觸，思想與創意

的交換，相互學習乃至融合，而非只有沖突、征服或脅迫。不考慮這些互動，我們對國際

關系學和世界秩序的觀點將是民粹化的、片面的。

作者進而對“國際關系學起源于 1919 年威爾士大學設立國際政治講席”“國際關系

研究以 1648《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起點”等傳統觀點提出質疑。以非洲/亞洲/中美洲/

伊斯蘭世界角度書寫的國際關系學是怎樣的？如果從文明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那么我

們將有 5000 余年（遠多于 400 余年）的人類歷史可供分析。許多文明都為國際關系作出

了貢獻，任何文明都無法壟斷和平、安全、發展的基本理念。

二、全球國際關系學：一種視角

作者將西方中心視角的傳統國際關系學基本假設概括為 5 點。（1）國際關系研究在

美國發展起來，是“美國的社會科學”（Hoffman, 1977）。（2）國際關系始于 1648 年

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與西方崛起時間大致吻合。（3）歐洲式的主權國家體系通過

殖民擴張和去殖民化運動擴展到全世界。（4）美國鞏固并發展了歐洲的世界秩序，以國

際制度取代均勢政策作為世界秩序的管理工具；美國學者提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霸權穩定論”的代表性觀點。（5）非西方社會的歷史、文化、思想貢獻在國際關系實

踐與理論演變中起次要作用；非西方行為體被動接受西方的規范、思想和制度。傳統國

際關系學對歷史缺乏關注，視無政府體系高于等級制體系，信奉歐洲中心主義。

與之相反，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R）兼顧來自不同社會的聲音、歷史和貢獻，借

鑒歷史上不同文明、國家和人民互動經驗，展現了更為多元的、世界性的國際關系學圖

景（Acharya, 2014）。這一學說認為：國際關系學并非西方首創；印度、中國、伊斯蘭等

古老文明開創了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制度和世界秩序，其貢獻應予關注；國

際關系學應被視為所有文明和國家相互作用的產物。

10

作者強調，全球國際關系學以“真正的全球史”為基礎。全球史/文明史為檢驗經典

概念和理論模型和建構全新理論模型提供了可能。但是，歷史研究應該避免兩個問題—

—一是歷史主義，即過分相信歷史的連續性和重復性。二是將現代概念和理論映射到歷

史時期中。這些概念在當時可能并不存在，或以不同形式存在。錯誤的映射會產生普遍

主義和民族主義觀點。

三、“世界秩序”概念辨析

作者認為，文明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單位，正如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一

樣。世界秩序可以是等級制（如帝國秩序）或無政府狀態（中國的戰國時代，印度前孔雀

王朝共和國和希臘城邦）。此外，世界秩序不是靜態的實體，它們可以從無政府狀態過渡

到等級制；同一文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時期產生上述兩種類型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還可

能介于無政府狀態—等級制之間（如中國的朝貢秩序）。世界秩序也為文化、思想和身份

的流動提供了可能。

表 1 五種世界秩序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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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種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

作者重點考察了古典近東（Classical Near East）、古印度、中華、伊斯蘭、印度洋五

種世界秩序，其類型與特征詳見表 1、表 2。

四、西方的崛起

有學者將西方崛起的原因歸結為思想和制度的優越性，即競爭、科學、知識產權、醫

學、商業社會、職業道德六項“殺手锏”(Ferguson, 2011)。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忽略了西

方在崛起過程中對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鑒，和西方殖民擴張對其他文明的打擊阻礙了文明

交流與競爭。

就第一個缺陷而言，歐洲在許多方面實際上是“后來者”文明。歐洲的“黑暗時代”

實際上是東方的“黃金時代”。如前所述，借鑒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教這三個東方文明的

思想和創新，是推動西方崛起的一個主要因素。伊斯蘭哲學啟發了歐洲理性主義思想家，

而伊斯蘭科學則使文藝復興成為可能。在 12 到 19 世紀之間，中國是世界上的主要經濟

體，它的思想和發明為現代歐洲科學和技術的崛起做出了強有力的貢獻。印度最初是一

12

個對歐洲的凈出口國，正是印度棉花引發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消費社會。在東南亞，馬

六甲是歐洲與亞洲香料貿易的重要環節。實際上，東方對西方文明的許多貢獻都是巨大

的，但在西方主流的歷史和國際關系學敘事中仍未得到承認。就第二個缺陷而言，殖民

主義是歐洲和西方崛起的第 7 個“殺手锏”。歐洲移民帶來的疾病使 2000 萬人死亡，即

北美和南美高達 95%的土著人口；殖民新大陸減輕了歐洲的人口壓力，引進馬鈴薯則提

供了進一步擴張所需的營養；非洲的奴隸貿易對歐洲繁榮不可或缺；印度的資源造就了

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繁榮。

歐洲崛起標志著歐洲中心的世界秩序誕生，它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主權

原則為核心。但在歐洲殖民世界時，這一體系分化兩個部分：在歐洲，國家主權平等、均

勢、教權分離等原則被很好地貫徹；在殖民地和沒有正式殖民的國家（如中國和泰國），

帝國主義列強（Imperial Powers）劃分了所謂的“文明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這里的“文明”與文化成就無關，實際上是法律政治概念：（1）存在基本政府或公共官

僚機構；（2）具備組織自衛能力；（3）有成文法并實行法治；（4）承認國際法和國際

規范。按照這一標準，歐洲國家將（日本之外的）許多非西方國家定義為“非文明國家”，

無權享有主權與平等。美國在崛起過程中也接受了“文明標準”論，吞并了古巴和菲律

賓。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標志著歐洲世界秩序的結束，及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的興起。作者指出，這一秩序實際上是“美國的世界秩序”（Ikenberry, 2011; Acharya, 2014）：

美國支持歐洲世界秩序的部分原則（如自由貿易），但也加入了自身的主張，如支持民族

自決和民主原則。歐洲基于均勢原則管理自身關系，通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治世界；

美國聲稱自己更理想主義，信奉集體安全體系，通過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邊機制

間接統治世界。作為自由主義大國，美國認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也符合世界利益。

美國世界秩序的標準敘事鮮少承認后殖民國家的貢獻。然而，戰后國際秩序也受到

了來自拉丁美洲、亞洲、非洲、中東國家的深刻影響。例如，人權是西方對當代國際關系

的獨特貢獻，但后殖民國家不僅承認《世界人權宣言》，而且提出了其他人權要素——如

兼顧政治和經濟權利——這兩項權利均沒有在殖民時代的西方殖民地獲得承認。

盡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美國世界秩序正處于危機和衰敗之中。作

者認為，未來世界秩序可能朝著“多元化”（Multiplex）轉變：各個國家和地區深度聯結，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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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文明視角將難以解釋全球事務。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即將結束，其他國家的作用

正不斷提升，并很可能在未來世界秩序的制定中占統治地位（Acharya, 2017）。

五、結論

當前，國際關系學的主流視角關注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全球擴

張為研究起點。這導致了對國際關系學狹隘的、歐洲中心的理解，模糊了其他文明在世

界秩序演進中的作用和貢獻。

作者主張“全球國際關系學”視野，以文明而非民族國家作為分析起點，有助于更廣

泛地了解當代世界秩序的起源。西方貢獻了外交、治國術、經濟交換等核心思想，但其他

文明也正在并將繼續作出同類貢獻。與亨廷頓觀點相左的是，文明并不總是彼此沖突，

反而往往和平互動、相互學習。作者強調，當今世界存在許多文明融合的產物，國際關系

學習者應勇于挑戰傳統觀點，了解文明的全球遺產，以及未來“多元化”、非中心的世界

秩序。在本文討論的五種世界秩序中，印度洋世界秩序或許最接近“多元化”世界。

? 譯者評述

本文源于作者 2016 年在印度國立伊斯蘭大學所作演講；2019 年，作者與巴里·布贊

（Barry Buzan）合著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百年國際關系學的起源和演進》出版，

本文主要觀點在書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全球國際關系學特征

概括為 7 個方面：建立在多元的普遍主義之上；以世界歷史為基礎；涵蓋而非取代現有

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引入區域主義、地區研究；避免完全基于國家或文化例外論；承認

超越國家和物質性權力的多種機制存在；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增強。可與本文

歸納的傳統國際關系學特點比較。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對 5 個古典世界秩序認知存在一定偏差，未能深入論證“印度

洋世界秩序”為何最有可能代表未來世界秩序的特點（事實上，本文對這一概念的界定也

較為模糊），并未涉及古典文明世界秩序之間的互動。未來可以繼續研究不同地區對“全

球性”的理解差異、“非西方”理論自身的科學性等。

【校對審核：劉妍希 王昕怡】

【責任編輯：嚴瑾怡】

14

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心理學：超越范式

?

約書亞·凱特澤、達斯汀·廷利 [著] 趙怡雯 [譯]

①

? 文章導讀

在傳統國際關系研究中，大多數人認為國家決策和國際博弈是“權力游戲”，關

注與實力相關的一切。在分析國際上的歷史事件時，人們對時代背景、制度背景

和文化背景的關注也遠超于對關鍵人物的特性的關注。同時，隨著國際關系研究

中多主體的發展趨勢，雖然國家仍是主要行為體，但更多關注到個人與國際關系

的互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一代政治心理學和國際關系學者利用國際關系、

精神分析和批判政治心理學的基礎，建立了全球視角的政治心理學。學者們一方

面以人為研究對象，關注特定領導人的政治風格或對國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

一方面關注情感文化如何被行為體利用以塑造社會情感激起公眾情緒。同時心理

學下各類方法的引入也使研究更具解釋力，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心理學不再局限于

在國際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而是向更廣泛的范圍發展。

本文是 2018 年的一篇關于國際關系中政治心理學發展現狀的文獻綜述。政治心

理學在國際關系中的發展實際上是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和變化的映射。范式不再作

為核心框架，對國家間戰爭的原因分析不再是實質重點，在分析和方法的運用中

也更加海納百川。作者首先簡述了世界舞臺和學科內的發展，這是 IR 內政治心

理學發展的背景。之后，作者將國際關系領域主要期刊四年內的文章分類，展示

了國際關系中心理學方向正在研究和尚未涉足的議題。隨后，文章強調了國際關

系中政治心理學發展的六個方向，包括當前研究熱點，即情緒和熱認知、輿論研

究、顛倒的第一意象、神經生物學和進化論方法，也包括對未來學術研究的愿景，

如整合大眾和精英政治行為的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心理學研究等。

? 文章來源： Joshua D. Kertzer and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1, 2018, pp. 319-339.

① 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學國際研究和政府學系教授；Dustin Tingley，哈佛大學政府學系教授。趙怡雯，國

政學人編譯員，倫敦大學學院安全研究專業。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15

? 思維導圖

國際關系領域在二十年間發生了較大的變革：范式不再作為其核心組織框架，國家

間戰爭的原因不再作為其核心，分析和方法上變得更加折中。與此同時，國際關系中政

治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最新發展，是國際關系正在經歷的更廣泛變革的一個縮影。文章總

結了國際關系中心理研究的發展歷程和未來方向。

一、為什么人們會對心理學重拾興趣？

國際關系領域內心理學研究正在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這種變化可能反映了國際政

治和學科本身三個方向的發展。

16

第一，國際事件使學者們產生了一系列困惑，政治心理學家們一直致力于解決這些

問題。全球反恐戰爭重新激發了國際關系學者對恐怖主義、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成因的

興趣。全球反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不僅凸顯了外交政策中公眾輿論的重要性，還提出

了傳統經濟自利模型難以解釋這些偏好的問題。對政治人物行為的根植于人格特質的心

理學研究，體現了個人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問題。

第二，微觀層面的研究方法在國際關系和政治科學中得到推廣。一方面，人們認識

到即便是宏觀理論也依賴于微觀層面的假設。另一方面，調查實驗的興起和成本的降低

激發了國際關系中的公眾輿論研究。作為廣泛因果鏈中的一部分，心理過程和心理學頗

受關注。

第三，國際關系學者對心理學與理性關系的理解開始轉變。傳統意義上，心理學和

理性選擇被認為是理論上的宿敵，但過去十五年來對立的緊張局勢有所緩解。這是因為

國際關系中的爭論往往是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代理戰爭，而經濟學發生了行為經濟學

的轉型——將更現實的人性概念納入經濟學。如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試圖通過重新發現

理性選擇的心理學根源，來探索心理學與理性的交叉點。

二、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心理學圖景

作者對政治心理學的投稿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從研究方法來看，雖然目前

整個國際關系學術研究主要由統計和案例研究兩套方法主導，但是國際關系政治心理學

在方法上更加多樣化，使用調查和實驗方法的程度遠高于整個國際關系領域，且使用案

例研究的程度也于整個領域持平。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17

從研究內容來看，政治心理學在國際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占比較高，這反映了心

理學與外交政策分析之間長期的聯系。然而，政治心理學絕不僅限于傳統領域，在人權

研究中也占較大比重。政治心理學在國際關系領域的議題呈多樣化特征，不僅探索國際

間沖突和國際關系理論，在社會運動和跨國問題上發揮獨特作用，還更有可能解決身份

認同問題，觸及外交的心理微觀基礎研究。

18

總體上看，政治心理學研究較少關注實質性問題，如國際機構、國際組織、國際法、

外國投資、對外援助、金融貨幣政策等，這些傳統上屬于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經濟的研

究范疇。這表明更多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仍關注沖突而非合作，關注行為而非機構。

三、國際關系中心理學研究的新方向

本章總結了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的六個主要方向，既有過去二十年來國際關系心理

學研究發生重要變化的領域，也有作者認為極具發展潛力的新興領域。

1、從冷認知到熱認知的轉變

在某種程度上，建構主義和政治心理學正朝著相似的方向發展，很難從實際上區分。

二者都越來越多地超越情緒喚醒的一般水平或積極消極情緒的心理效價，轉而研究憤怒

和焦慮等離散情緒的獨特影響，探討情緒如何被精英操縱的問題。然而二者仍存在重要

差異，建構主義長期關注整體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本體論，因此更傾向于群體層面的情感

描述。許多建構主義關于本體論安全的研究議程更直接地受到精神分析和社會理論的影

響，而非實驗社會心理學。

2、外交政策中輿論研究的新視角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19

過去國際關系政治心理學主要關注精英而非大眾，而如今民意研究在國際關系心理

研究中已占據了突出地位。過往關于公眾輿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心理學甚至政治

行為研究脫節，如政治學家將一般外交政策取向作為特定外交政策態度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認為黨派關系對外交政策態度的影響遠小于對國內政策態度的影響。然而近期的研

究表明，外交政策態度是超越政治性的，是由指導國際關系的更廣泛的信仰體系塑造而

成的。

3、縮小領導者研究中的差距

早期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特定的領導人，最主要的形式是對領導人個人的認知圖譜、

行為規范和心理特征進行研究。最新關于國際關系中領導人的研究則更多關注領導人在

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較少關注認知特性。前者研究領導人的性情，而后者研究領導人所

處的情境影響其行為。兩方面的研究可以進一步交流，探索情境風險與性格特征之間的

相互作用。

國際關系心理學中對精英政治行為和對大眾政治行為的研究之間有些脫節。不僅在

研究方法上有所區別（精英走進實驗的困難），兩種研究的理論框架也截然不同。大眾政

治行為中的人格研究是圍繞人格心理學中常用的框架展開的，如大五人格模型（the Big

Five），而研究精英行為的政治心理學家則傾向于使用其他框架，如領導風格。因此，國

際關系中的精英實驗興起，不僅允許國際關系學者使用研究大眾政治行為的工具來研究

精英行為，也允許學者使用相同的理論框架，在兩個群體中檢驗相同的認知互動主義理

論。

然而，精英實驗不太可能涉及實時危機情景，且樣本越精英，實驗規模就越小。不

過，精英實驗仍有助于彌合兩個鴻溝：不僅是研究領導人的特殊規律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和普遍規律研究法（nomothetic approach）之間的鴻溝，還有研究精英和他們

所統治的大眾之間的鴻溝。早期研究中，人們自然而然地假定世界政治中的決策者與他

們治理下的公民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但精英決策者所依賴的認知結構是否與普通公民存

在根本不同這一開放性問題，應該通過經驗來檢驗，而非公理化地假設。

4、探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心理學

最近一些研究已在 IPE 和心理學的交叉領域取得重要進展。這些研究側重于特定經

濟制裁偏好的起源和性質。學者用群體內外區別的社會認同理論，如種族中心主義，來

20

解釋貿易偏好、移民偏好和產業轉移偏好。另一部分學者將個人效用函數性質的概念引

入行為經濟學中，如研究厭惡不公平與保護主義之間的關系。研究大多傾向于關注冷認

知，而非情緒或情感的作用。

然而，即便是不自覺的心理學工作，也往往建立在心理學的微觀基礎之上。在 IPE 的

研究中，傳統側重于思想和信念的作用，其中一些研究否定心理學視角。但作者認為大

部分研究隱含地建立在心理學框架之上。如 Rho 從有界理性的角度出發，不僅研究了信

息缺陷如何扭曲貿易偏好，也研究了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等社會偏好的作用。如果 IPE 研

究中出現了基于信息或意識形態的理論，那么心理學的研究可以作為微觀基礎。

5、顛倒的第一意象（The First Image Reversed）

過去十年中，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突破是“顛倒的第一意象”，即不

研究個人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而是研究國際關系對個人的影響。

這類研究一方面關注軍事履歷對個人態度和特征的影響。如有軍事履歷的人更有可

能參與政治，表現出更高的組織技能，不太支持與對手談判等。另一方面研究則更廣泛

地關注受暴力影響的程度。如在受暴力影響的社區中，個人會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動機，

在對誘因做出反應時更支持報復性正義。這些影響有著顯著的下游效應：大規模政治暴

力行為造成的創傷會產生代際效應，因此遭受政治暴力的社區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后仍

具有鮮明的政治特征。

顛倒的第一意象改變了國際關系學科的實質重點，即從戰爭和沖突的原因轉向其影

響。對政治心理學而言，顛倒的第一意象將該子領域的分析重點從微觀—微觀的因果關

系倒置為宏觀—微觀因果關系，從行為者層面的特征或個體差異對態度和行為的影響，

轉向環境力量對行為者層面特征的影響，凸顯了情境特征對于心理機制研究的重要性。

6、遺傳學、生物學和進化學的方法

過去二十年來，國際政治中心理學研究最顯著的變化或許在于神經生物學和進化論

方法。如利用行為遺傳學研究攻擊性的起源；借鑒進化生物學的研究成果探討生物遺傳

如何與環境特征相互作用，形成沖突行為和決策；高睪酮水平與統治行為之間的關系可

以解釋領導人為何熱衷于為名譽而戰；利用社會神經科學解釋面對面外交如何減少對他

人意圖的不確定性。

這些研究呈現出四項特征。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21

首先，這場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神經生物學革命使國際關系學者有更多機會超越

學科界限，為傳統問題帶來新的視角。

其次，遺傳學、生物學和進化學不僅為政治心理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還提供了

新的方法論。因此，除了熟悉的定性和調查實驗外，研究國際關系心理學的方法還可以

借鑒新型證據，即激素、神經或生理證據等。如將皮膚傳導測量引入討價還價的實驗，以

展示參與者體驗討價還價能力變化的生理機制。

第三，與將人性納入政治學的還原論不同，遺傳學、生物學和進化論往往結合顛倒

分析的層次，類似前文探討的顛倒的第一意象。如行為遺傳研究的主力是基因與環境相

互作用模型，學者們不是簡單地證明政治行為具有遺傳起源，而是證明環境因素如何激

活遺傳傾向。社會神經科學關注神經水平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進化方法下的政治心

理學家關注自然選擇規劃的進化心理機制，以解決先人在環境中的適應性問題。

最后，進化政治心理學方法的魅力之一在于它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形成了一

種具有解釋力的心理學，而非對經驗規律的簡單描述。進化心理學認為，許多偏見實際

上是為了功能性目的服務的，而不是由各類啟發式方法和偏見組成的。如進化心理學不

是將前景理論視為偏離理性模型的研究，而是試圖解釋其起源。

四、結論

在這篇綜述中，作者認為國際關系心理學方法的最新發展反映了國際關系學科邊界

的擴展。心理學方法和理性主義方法之間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應用心理學關注實

質性問題，方法也逐漸多樣化。國際關系心理學不再僅研究決策者為什么會犯錯。

最后作者提示兩點，一是我們如何引進心理學見解，二是我們是否選擇輸出這些見

解。首先，心理學是一門活躍且存在多種聲音的學科，有選擇性地引進至政治學有可能

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心理學中存在的共識比實際情況更多。同時，許多曾經在社會

心理學中根深蒂固的命題或范式，包括群體思維和基本歸因錯誤，已經不再根深蒂固。

但是許多政治學家仍保持這樣的基本認識。因此國際關系學者應該繼續批判地引進心理

學。

22

其次，正如人們擔心在學科內理論百花齊放的時代，是什么支撐著國際關系的發展

一樣。心理學方法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或者說是否有統一且堅定的理論支撐。如行為學

革命和神經生物學革命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很少存在共同假設。但是與此同時，國際關

系心理學比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在政治學范圍之外積累知識。研究心理學的國際關系學

者不應簡單地將心理學理論引入國際關系，而應尋求將見解輸出到其他領域，正如在進

化論和神經生物學研究中的努力。同樣，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行為學研究也應能為更廣

泛的行為經濟學提供見解。國際關系中許多最重要的理論發展都來自于學者們跨學科的

學術研究嘗試，持續的合作會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國際事務的理解。

? 譯者評述

本文對政治心理學的發展現狀進行了全面清晰的總結，并且提出了政治心理學未來

發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的突出貢獻在于從根源揭示了政治心理學在國際關系中的共同發

展，從國際關系的根本性變革出發，說明了心理學在國際關系學科邊界擴展中的重要作

用。理性人假設到情緒認知的轉變、精英外交政策到公眾輿論信仰的轉變、領導人性格

特征到情境風險的轉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隱形背景到微觀基礎的轉變、微觀-微觀因果

關系到宏觀-微觀因果關系的轉變、描述經驗規律到神經生物學進化論解釋起源的轉變，

都是學者們將心理學引入國際關系的一步步嘗試。

通過作者的總結，讀者能夠全面地了解政治心理學在國際關系中不同路徑的運用，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實驗性社會心理學、精英實驗等的運用增加了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

性。從因果關系的角度，從探究戰爭沖突的原因到探究其影響的轉變，宏觀-微觀的因果

關系增加了情境的關注。

政治心理學從“幕后”走到了“臺前”，其在各理論各領域中微觀基礎的作用被承

認，也有更多的學者選擇從心理的視角分析政治行為的根源。同時，作者也在文章中概

述了學者們對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缺乏對實質性問題的關注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的

關注。在文章發表后，有更多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出現在國際關系領域，如探究非政府組

織如何喚起羞恥感以參加情感政治、探索反轉因果關系下系統層面的威脅如何塑造個人

意識形態等。本篇綜述不僅是對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同時也為學者們對政治心理學

的探索指引了一定的方向。無論是從廣度還是深度，政治心理學在國際關系中的應用都

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校對審核：范昊暉 潘順之】

【責任編輯：嚴瑾怡】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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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硝煙的戰爭：全球供應鏈、權力轉移和經濟方略 ?

陳凌、邁爾斯·埃弗斯 [著] 曲弘毅 [譯]①

? 文章導讀

根據修昔底德陷阱，主導國和崛起國極有可能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爆發軍事沖突。

時至今日，全球供應鏈的擴散為大國發動沖突提供了新的經濟武器，其中，企業

直接對國家發動經濟制裁的難易程度產生影響。企業與國家關系的結構理論顯示

了權力轉移如何作用于國家的經濟外交能力。當一個主導大國和一個崛起大國接

近均勢時，它們都會傾向于以經濟脫鉤為目的使用經濟方略。由此，對企業造成

的威脅改變了企業與國家間的關系：主導國的高價值企業傾向于反對所在國使用

以脫鉤為目標的經濟方略，而崛起國的低價值企業則傾向于配合所在國使用類似

的經濟方略。1890 至 1914 年的英德權力交接，以及 1990 年以來的美中權力交接

都印證了這一理論。研究結果改變了學術界對現代大國競爭中經濟方略運用的爭

論，并對當前中美關系的發展提出預測。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探析國際層面的結構性動態如何影響一國企業與國家政府之

間的合作或沖突程度，尤其是當國家行使經濟方略時。作者采用定性研究，借鑒

歷史和當代案例來佐證其提出的“企業-國家”關系結構理論。文章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討論在權力轉移時期，企業-國家關系在經濟方略中的重要價值。第二部

分嘗試進行抽象理論概括，解釋國際體系結構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主導國和

崛起國內部的企業-國家關系，并對其行使經濟方略的能力產生影響。第三部分和

第四部分分別以英德和美中權力轉移為案例，對這一理論進行佐證。第五部分探

討全球供應鏈可能成為當前和未來權力轉移因素的一些政策含義。文章結論強調

了全球供應鏈在現代權力轉移和經濟方略中的關鍵作用：影響企業國家關系和相

互權力分配；對中美關系潛在影響，如臺灣問題軍事沖突的潛在可能性；半導體

技術的潛在安全風險和緊張局勢等。總之，文章對全球供應鏈，企業-國家關系和

權力轉移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以及國際關系和安全的潛在影響提出洞見。

? 文章來源：Ling S. Chen, Miles M. Evers, “Wars without Gun Smoke: Global Supply Chains, Power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2, 2023, pp.164–204.

①

Ling S. Che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助理教授；Miles M. Evers，康涅狄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

授。曲弘毅，國政學人編譯員，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碩士，研究方向為國別區域研究，研

究興趣為美國政策和社會研究。

24

? 思維導圖

一、“大國興衰”現有理論研究與不足

大國興衰是國際安全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根據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主導國在國際體系中擁有大量財富，并且會利用這些財富制定國際規則，從而

“鎖定”其相對于其他國家的主導地位。但是，不均衡的增長速度必然會導致主導國出

現相較于崛起國而言的相對衰落。隨著崛起國實力的增長，它最終會挑戰主導國為維持

地位而制定的國際規則，并奪取霸權地位。關于權力轉移的研究，多集中在主導國和崛

起國之間戰爭的原因，并強調主導國在衰落過程中的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和崛起國

在崛起過程中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主要涵蓋以下兩個方面：

一、經濟方略在現代權力轉換中的重要性。在國際體系中，大部分經濟活動由私營

企業而非國家進行。其中，如跨國公司等企業行為體，可以在國家之間建立密集網絡，從

而影響國家方略目標的外部安全性（Security Externalities）。根據這一觀點，學界目前主

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會限制權力轉移期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因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25

為國家從貿易活動中獲取的收益遠高于軍事活動；另一派則認為國家會利用經濟依存來

制定經濟策略代替戰爭，如提高關稅、制裁等，從而減少相互依賴性。

展示國家如何利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來進行競爭，而不是真正的戰爭一些學者強調

國家如何通過提高關稅、批準交易和禁止與敵對國家的商業活動在經濟上脅迫這些國家

另一些學者則探討國家如何補貼工業發展，資助關鍵技術的研究和開發(R&D)，并促進其

領土內的商業活動，以減少對國際的依賴。

二、國家內部制度的影響力。一些安全領域的學者認為，國內制度的差異會影響企

業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國家如何使用經濟方略。一種觀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切入，提出

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比自由的、市場驅動的經濟體系可以對企業施加更多的控制。另一

種觀點則側重于國家監督和規范商業行為的能力，認為國家必須投入大量資源來激勵企

業按照其他地緣政治目標行事。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兩方面不足：一、關于企業在國家經濟方略中的作用研究

較少，多數研究將企業視為國家政策的被動傳遞者，而非獨立機構。二、國際環境對國內

的影響機制與作用研究較少。而國際層面的動態會影響國家層面行為者的偏好。因此，

本文提出理論，理解國家行使經濟方略時，國際層面的結構動態如何影響一個國家內企

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或沖突程度。

二、“企業-國家”關系結構理論

作者提出的理論基于兩個重要假設。

假設一：國際體系中經濟權力的分配在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是分層的。國家權力分

層體現在國家能力的差異（如人口、財富、領土和軍事能力）；企業權力分層體現在價值

差異（如高價值管理供應鏈、低價值生產供應鏈）。國家的權力分配與企業的權力分配呈

現正向影響關系。國家權力分層影響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高價值企業在主導國

出現，低價值企業在崛起國出現。

假設二：國家和企業持有不同利益。國家的主要利益是相對經濟收益的最大化，而

企業的主要利益則是絕對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就國家而言，主導國希望維持全球供應鏈

的現狀，以防止崛起國實現地位平等；崛起國尋求改善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實

26

現收益最大化。就企業而言，企業是否參與全球供應鏈或實現升級的原則是公司利潤，

并未將國家利益納入考量范圍。

表一：權力轉型如何影響全球供應鏈中的企業與國家關系（編者譯介）

作者提出的理論主要分為四個層次：其一，主導國和崛起國通過全球供應鏈在經濟

上相互交織。其二，主導國和崛起國之間的相互不安全感，促使他們使用切斷全球供應

鏈的經濟方略。作者認為全球供應鏈的等級結構加劇了不安全感。因此，主導國通過經

濟脅迫扼殺崛起國進入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崛起國利用其財政和技術資源對工業基礎進

行升級，降低面對經濟脅迫時的脆弱性風險。雙方都有充分的動機實現相互脫鉤。三、由

于脫鉤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促使企業與所在國結盟或偏離所在國政策。高價值企業

擔心市場利益的保全；低價值企業擔心自身生存的壓力。四、權力轉移最終將導致企業

與國家的關系在主導國和崛起國內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對經濟方略的行使產生明顯影

響。具體表現為主導國和企業的沖突以及崛起國和企業的合作。

三、英德（1890-1914）和美中（1990-）權力轉移

1、英德權力轉移

德國在 19 世紀后期成為英國的主要挑戰者。1913 年，德國在世界制造業中的份額增

長至 14.8%，正式超過英國的 13.6%。此外，德國試圖通過侵略性的殖民政策來提升實力，

并嘗試建立一支同英國媲美的海軍。

在此期間，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輕工業全球供應鏈開始發展。作為主導國，

英國專注于作為高價值領域的航運和金融服務產業。相比之下，德國則專注于低價值領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27

域，聚焦于原材料加工產業。由于兩者在全球供應鏈的不同地位，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權

力轉移對兩國內部的企業-國家關系產生了不同影響。（具體見表二）

表二：1890-1914 年間英國和德國的國家與企業關系（譯者自制）

2、美中權力轉移

2010 年左右，中國成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經濟體量從 2000 年美國的 12%躍升至

2014 年的 60%。此外，美國政界普遍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預算感到擔憂，擔心中國“到

2050 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和英德關系類似，學界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危

險地帶”，具有充足的戰爭前景。

在此期間，信息通信技術（ICT）的全球供應鏈開始形成。半導體成為了二十一世紀

大國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全球 ICT 供應鏈加強了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美

國在半導體設計、銷售等高價值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則在包裝、組建等低價值領域

占據主導地位。這樣的國際權力分配為兩國的互動關系和權力轉移埋下伏筆。

28

表三：1990 年后美國和中國的國家與企業關系（譯者自制）

四、理論結語與政策啟示

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全球供應鏈已成為現代強權政治的重要“戰場”，而構成這些供

應鏈的企業處于第一線。在這個“戰場”上，國家與其企業間的關系對國家行使經濟方略

的能力起到主導作用。本文認為，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由結構而定。對相對

收益的擔憂促使主導國和崛起國分別使用經濟脅迫和產業升級來推動經濟脫鉤；而由此

導致的利潤中斷，對企業的激勵機制實現了重塑。英德間和中美間權力轉移的比較證據

和案例差異表明，無論國家采用哪種政權類型或經濟制度，高價值企業在權力轉移過程

中與其占主導地位的母國發展出更多的沖突關系，而低價值企業與其崛起的母國發展出

更多的合作關系。

此外，作者的理論和發現也為大國政治提供了見解。首先，全球供應鏈上的強權政

治是弄巧成拙的。采取經濟脅迫的主導國最終往往會被國內企業破壞其自身議程，反而

推動崛起國的企業與國家聯合并實現加速發展。其次，美國推動的中美脫鉤將世界劃分

為了相互競爭的集團，而未將美國的力量鞏固。最后，加強對中國的制裁或會引發圍繞

中國臺灣的軍事對抗。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29

? 譯者評述

研究做出了若干創新。首先，作者提出理論，探討了國際體系結構如何在權力轉移

期間影響企業與國家的關系，并使用歷史和當代案例比較研究來支持，使得文章能夠較

為全面地分析權力轉移期間企業與政府關系中的動態。其次，文章深入探討了英國和德

國在輕工業全球供應鏈中的具體角色以及各自行使經濟國策的能力以及中國和美國之間

的權力轉移，重點關注兩國的軍事能力，經濟實力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球供應鏈。

最后，文章還討論了美中科技戰對全球供應鏈和半導體行業的影響，強調了企業塑造經

濟方略的作用以及對中美關系的潛在影響。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兩點不足之處。其一，由于作者采用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該理

論是否適用于全部的國家間權力轉移以及企業-國家關系還有待進一步商榷。其二，文章

雖然強調了經濟方略的作用以及對國際關系和安全的潛在影響，但是沒能更為全面地分

析權力轉移下的長期后果，特別是立足于全球供應鏈不斷發展的背景下。

文章為今后的研究開辟了幾條途徑。首先，學者們可以運用作者提出的“企業-國家”

關系結構理論，采用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驗證該理論的合理性。其二，文章探討的企

業與國家關系的復雜性也啟發學者可以利用這些信息來細化到一個國家內企業與當地政

府之間不斷演變的動態關系，尤其是涉及到與全球供應鏈相關的互動。其三，文章強調

了圍繞半導體技術的潛在安全風險和緊張局勢，這可以為研究技術安全和國際沖突的研

究人員提供有價值的見解。

【校對審核：孫溶鍇 戴璐璟】

【責任編輯：嚴瑾怡】

30

全球價值鏈的治理 ?

加里·杰里菲、約翰·漢弗萊、蒂莫西·斯特金 [著] 余嘉榮 [譯]①

? 文章導讀

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博弈和產業周期影響，全球生產網絡出現了新一輪重構跡象，

一是效率邏輯驅動的離岸外包逐步被安全和風險防范邏輯驅動的友岸外包、近岸

外包和回岸生產替代；二是伴隨著供應鏈的“武器化”，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絡

中的權力因素被廣泛關注。

本文是全球價值鏈研究的經典文獻之一，三位作者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旨在解

釋全球價值鏈中不同治理模式的產生與演變。自變量方面，本文借鑒了交易成本

經濟學、生產網絡以及技術能力和企業層面學習三個學科的研究成果，確定了在

決定全球價值鏈如何治理和變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三個變量，即：（1）交易復

雜性（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2）交易可編碼性（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3）供應商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因變量方面，本文識別了五

類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分別是等級型（hierarchy）、專屬型（captive）、關

系型（relational）、模塊型（modular）和市場型（market）。文章指出，維持上

述五種價值鏈治理形態所需的顯性協調（explicit coordination）和權力非對稱程度

依次遞減。除了靜態分析，本文還通過對自行車、服裝、園藝、電子產品四個行

業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動態發展的可能性。

? 文章來源：Gary Gereffi ,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①

Gary Gereffi，杜克大學社會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全球化、產業升級、社會經濟發展，全球價值鏈框架的創

始人之一；John Humphrey，蘇克薩斯大學商學院榮譽客座教授，研究領域為全球價值鏈治理；Timothy Sturgeon，麻省

理工學院工業績效中心（MIT 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高級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全球化和數字化轉型，重點涉及

電子產品、汽車和服務行業離岸外包。余嘉榮，國政學人編譯員，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研究興趣為國

際發展、經濟制裁。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31

? 思維導圖

一、文獻綜述：超越市場-垂直一體化二分

全球價值鏈可以被定義為一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原材料和勞動投入與技術相結

合而得到加工，被加工的原材料隨后被組裝、銷售和分配。得益于世界經濟一體化，跨國

公司可以從外包非核心生產環節中獲得更大收益，使其傾向于“去垂直一體化”。具體表

現為地理空間上分散的各生產環節并通過中間品貿易編織成一個全球網絡。

然而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如果說生產活動在地理空間上日益碎片化，那么不同的生

產環節是如何協調組織起來的呢？既有文獻嘗試做出了一系列解釋。交易成本經濟學認

為，主要取決企業間關系的復雜性和資產專用性程度。標準化產品可以直接通過市場交

易；但非標準化產品可能需要依靠內部化，以期減少被“敲竹杠”的風險、降低復雜設計

信息傳遞的成本、滿足供貨時效性要求。但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解釋也有至少兩方面

不足：一是忽視了市場和生產內部化兩極之間廣闊的“中間地帶”。網絡理論指出，沒有

32

等級化行政控制的情況下，信任、名譽、相互依賴可以抑制“敲竹杠”行為。二是高估了

內部化生產的有效性。內部化雖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降低協調成本，但沒有企業能把所

有需要的原材料、中間產品、服務都內部化，因為學習生產某個產品總是需要投入成本。

相較之下，能集中資源在競爭力環節上的企業有更好的表現。在此情況下，產業組織理

論為我們提供了啟發，該理論指出至少存在三類產業組織形態，即市場（market）、縱向

等級關系（hierarchy）和介于二者之間的網絡（network）。但實證觀察提示我們“網絡”

這一類型之下尚有進一步細分的空間。

二、因變量：不同類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了一個更加全面的價值鏈治理模式分類。這一分類的創新

之處在于在前文提到的市場-網絡-等級關系三分法的基礎上，將“網絡”這一價值鏈治理

模式進一步細分為了三個類型：模塊化網絡、關系型網絡以及專屬型網絡。至此可以得

到了五類價值鏈治理模式：一是市場型價值鏈，其特點是交易雙方都有著大量的外部選

項，且尋到替代伙伴的成本都很低。二是模塊型價值鏈，其繼承了市場交易在交易速度、

靈活性等方面的優點，但上下游廠商之間交換的信息除了價格還包括生產圖紙等。供應

商需要按照客戶的要求組織生產，但專用資產較少，供應商通常采取全包供應模式和通

用設備進行生產，因此退出成本仍較低、與主導企業之間的關系亦較為平等。三是關系

型價值鏈，其特點是生產中存在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上下游企業之間因此需要

頻繁互動并建立專用資產。為了避免“敲竹杠”行為的發生，上下游之間常通過信譽、家

庭和族群、地緣等紐帶維系關系。四是專屬型價值鏈，其特點是小型供應商高度依附主

導企業提供的資源和市場，常被限制在很小的生產環節（如簡單組裝）上，同時主導企業

嚴密地監控供應商。五是等級型價值鏈，其特點是垂直一體化，同一公司內部總部對分

部實施直接行政控制，動機通常包括降低協調成本（特別是對生產時效性要求較高時）、

保護商業機密等。

三、自變量：一個關于價值鏈治理的理論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33

上述五種治理模式分別會在什么情況下出現？本文提出了三個解釋變量，分別是：

（1）交易的復雜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識本身的復雜度，當價值鏈生產非標準化產品、

或產品具有不可分割的架構、抑或對產出時間的精確性要求高時，交易的復雜性也相應

較高。（2）信息可編碼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識可以被編碼、進而被有效率傳遞、而

無需交易方之間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的程度，與技術特性、是否存在行業標準等因素有

關。（3）供應商能力，指供應方滿足交易要求的能力。

如果上述三個因素可取值“高”或“低”，則有八種理論上可能的價值鏈治理理想類

型。文章排除了其中不合理的，指出能夠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即上文指出的五類（如下

表所示）。

表 1：全球價值鏈治理的關鍵影響因素

治理類型 交易復雜性 信息可編碼性 供應商能力 顯性協調程度與權力

不對稱性

市場型 低 高 高 低

模塊型 高 高 高

關系型 高 低 高

專屬型 高 高 低

等級型 高 低 低 高

（注：三個二元自變量理論上有八種可能的組合，但只有五種是合理的價值鏈類型。交易復雜性低且信息可編碼性低

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這就排除了兩種組合。此外，如果交易復雜性低且信息可編碼性高，那么供應商能力低可能導

致被排除在價值鏈之外。雖然這是一個重要的結果，但它本身并不產生一種獨立的治理類型）

四、全球價值鏈中的權力關系

上述不同的全球價值鏈治理類型對應不同的權力關系。等級型和專屬型價值鏈中，

主導企業與供應商之間關系不對稱，前者往往可以對后者直接行使權力；關系型全球價

值鏈中，由于交易中任一方都具備對方不掌握的關鍵能力，上下游企業之間的關系較為

對等；模塊型與市場型價值鏈中，由于交易雙方都有較多的退出外部選項，權力關系則

更加對稱。

34

下圖較為直觀地展示了五類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運作邏輯。其中，細箭頭代表基

于價格的交易；粗箭頭則代表了信息流與控制流，意味著上下游廠商間關系需通過顯性

協調加以管控。上下游企業之間的權力不對稱性總體而言在下圖中從左向右呈遞增趨勢。

圖：五種全球價值鏈治理類型

五、全球價值鏈的動態演化：基于自行車業、紡織業、新鮮蔬果、電子產

品的案例分析

在上述靜態理論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嘗試基于自行車、紡織品、新鮮蔬果、電子產

品四個行業的案例，揭示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演化邏輯。下表中的六個箭頭顯示了價

值鏈治理模式變遷的可能動因：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35

表 2：全球價值鏈治理的部分動態演化過程

治理類型 交易復雜性 信息可編碼性 供應商能力

市場型 低 高 高

模塊型 高 高 高

關系型 高 低 高

專屬型 高 高 低

等級型 高 低 低

注：治理的動態演化：

① 交易復雜性提高將使供應商更難滿足買方要求

② 交易復雜性降低和和編碼的簡化

③ 更優的信息可編碼性

④ 交易的可編碼性降低

⑤ 供應商能力提高

⑥ 供應商能力降低

1. 自行車業：從等級型轉向市場型治理

20 世紀自行車行業價值鏈經歷了從等級型治理向主要依賴市場機制治理的轉型。自

行車業興起之初，其生產高度垂直一體化。但隨后由于零部件之間的接口走向標準化（對

應上表箭頭③），生產開始走向分散。專業化的零部件生產商由于匯聚了需求而開始具

備規模優勢，獲得了比縱向一體化企業更強的競爭力。供應商具有的專業知識也使得它

們在各自領域內具有更強的創新能力。如果他們得以成功，還可能會建立起行業內事實

上的標準。

2. 紡織業：從專屬型轉向關系型治理

紡織業價值鏈從專屬型轉向關系型，主要的推動力是供應商能力的提高（上表箭頭

⑤）。作為紡織業中心的東亞經濟體，最初主要僅在出口加工區中進行簡單生產組裝，但

隨后逐步轉向對供應商能力要求更高、同時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全包供應（full-package

supply）模式。文章指出，全包供應的出現對東亞經濟體的發展也有著重要意義，因其能

夠促使本地企業學習制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并在國內創造大量的后向聯系，產生

外溢效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36

值得注意的是，除卻本文的三個核心解釋變量外，國際貿易規則亦對紡織業的全球

價值鏈治理模式變遷發展有影響。20 世紀 70 年代《多種纖維協定》設定的配額刺激了中

間商的興起，由其協調美歐買方和全球各地紡織工廠之間的交易；而隨著 2005 年《多種

纖維協定》基本失效，全球紡織品生產很可能會日益集中于中國大陸、印度、印尼、墨西

哥、土耳其等少數幾個成本較低的經濟體。這種生產集中化將促使供應商能力和信息編

碼能力提高，并削弱中間商地位，由此可預期紡織品價值鏈朝著進一步模塊化的方向轉

型。

3. 新鮮蔬果業：從市場型轉向更高水平的顯性協調模式

肯尼亞和英國的新鮮蔬果貿易從最初的市場型轉向了包含更高水平顯性協調的治理

模式，主要的推動力有二：一是英國超市的商業競爭考慮。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英國連

鎖超市將新鮮農產品視為市場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新鮮蔬果少數幾個可以將消費

者從一個連鎖超市吸引到另一個連鎖超市的產品。為了吸引客戶，超市更加強調強調產

品質量、供應穩定性等。二是英國市場監管要求的提高，連鎖超市被要求增加對食品安

全、環境和勞工待遇等方面的關注。于是，英國超市開始在各個生產環節上對肯尼亞供

應商進行監督，使廠商間的關系更加復雜，價值鏈治理模式也逐步轉向關系型。

4. 美國電子業：從等級型專向模塊化治理

20 世紀大部分時間內，美國的電子業由大型的垂直一體化廠商主導。20 世紀 80 年

代隨著個人電腦的興起，一系列價值鏈環節都外包了，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合同制造”

（contract manufacturing）的生產方式。再到 20 世紀 90 年代，幾乎所有北美從事電子產

品生產的廠商、以及若干重要歐洲企業都決定退出制造環節，電子產品的制造產能于是

轉移到了若干巨型合同制造商，如美國的 Solectron。這些生產商為電子產品的價值鏈引

入了模塊化屬性，將自身的業務范圍從簡單的電路板組裝延伸至元器件采購、最終產品

組裝、物流分銷、售后服務等領域。傳輸電子設計圖紙的標準化協議、高度自動化和標準

化的處理技術等使領導廠商更容易切換和共享承包商，并抑制了特定資產的積累。

但是，生產體系的開放化也為知識產權侵權敞開了大門。為了保護關鍵知識產權，

電子業是否會向著封閉化方向發展，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價

值鏈治理模式的變遷并非單向。

5. 小結：全球價值鏈變遷的動力學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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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三個解釋變量——信息的復雜性、編碼信息的能力、供應商能力——如何以

及為何變化？第一，信息復雜度會隨著領導廠商尋求從供應商處獲得更加復雜的產出和

服務而提高。第二，可編碼性和技術創新之間可能存在張力，因新技術的出現可能會推

翻原先的信息編碼標準。第三，供應商能力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供應商在生產中學

習時，其能力將提高；而當采購方引入新的供應商、或提高了對生產要求時，供應商的相

對能力又將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價值鏈的演化方向并非單向，也沒有單一最佳的全球價值鏈治

理模式。對某些產品而言（如索尼、三星的消費電子產品和 Zara 的服裝），垂直一體化

可能是比其他方式更具競爭力的選擇。

六、結論

本文認為，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主要由三個變量決定：交易復雜性、交易編碼能力、

供應商生產能力。這些變量有時由產品的技術特性和生產過程決定，但有時也受政策干

預和企業戰略影響。價值鏈中蘊含權力關系，應注意價值鏈兩端的行為體都具有各自的

權力資源：價值鏈上游的廠商往往掌握關鍵技術而具有制定標準的權力，但價值鏈下游

的用戶也并非全然被動，其在決定產品和服務的屬性和創新軌跡上也能發揮重要作用。

在本文的基礎上，仍有一系列研究值得進一步開展。一是除本文關心的影響因素外，

國家和地方層面的有關制度（如金融、公司治理、教育和培訓等）、國際經濟規則等也可

能對全球價值鏈的形態和變化趨勢產生深遠影響。二是有關如何在價值鏈與產業升級之

間建立關聯。價值鏈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是，若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發展中國家企業

需要參與由發達國家企業領導的全球生產網絡。因此，全球價值鏈治理對理解發展中國

家企業如何進入全球市場、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凈收益如何增加等十分重要。

? 譯者評述

本文為全球價值鏈的不同治理模式提出了一個類型學框架，指出了不同治理模式中

主導廠商-供應商權力關系的差異，并提出交易復雜性、信息可編碼性、供應商能力三個

解釋變量。在此基礎上，本文還進一步分析了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可能演變方式。作為該

領域研究的經典文獻之一，本文首次較為細致地識別了全球價值鏈的多種組織形態，突

38

破了早期文獻中市場-科層制的二分邏輯，為兩極之間的各種類型給出了較為明確的界定，

豐富了后續實證研究中將全球價值鏈作為自變量或因變量時的內涵。

不過，誠如后續研究指出的，本文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是三位作者過度簡化了價值

鏈治理模式與價值鏈前后向參與者之間權力關系之間的因果關聯。如 Ponte 和 Sturgeon

指出，在供應商能力很強、供應商與主導廠商處于關系型價值鏈中的情況下，按照本文

的預測供應商和主導廠商之間理應享有相對平等的地位。然而一系列實證研究表明，如

果主導廠商的市場權力高度集中，供應商的權力將被削弱，進而也可能處于從屬地位（如

汽車產業）。進一步從全行業看，事實上除少數案例外，大多數供應商相對于主導廠商都

缺乏話語權，市場型和等級型治理模式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出現這一問題的可能原

因之一是，本文未能充分考慮到“市場勢力”對價值鏈上下游廠商之間權力關系的影響，

即：縱使雙方都通過市場公開交易、雙方沒有顯性的協調和監督關系，但如果存在買方

壟斷，供應商的議價地位也會被明顯削弱。

全球價值鏈是一個典型的跨學科研究議題， 僅就國際關系學界而言，當前除國際發

展領域的研究者較為關注外， 受到供應鏈“武器化”和大國產業競爭的驅動，該領域也日

益受到國際安全領域研究者的關注。 在現實的驅動下，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價值鏈研究

可能會更多地與經濟脅迫、技術競爭等議題交叉，并有可能從國際貿易、供應鏈管理等

經濟管理學科中汲取理論增長點，進一步細化價值鏈權力關系及其動態演化的發生機制。

【校對審核：李源】

【責任編輯：嚴瑾怡】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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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基礎設施的理論化 ?

克里斯蒂安·布格、托比亞斯·利貝特勞、揚·斯托克布呂格[著] 秦子寧 [譯]①

? 文章導讀

近年來，圍繞基礎設施爆發了多次國際沖突。2022 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各國將

基礎設施“武器化”的趨勢愈發明顯：俄羅斯和歐盟間重要的能源基礎設施“北溪”

管道被炸，美國等國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金融基礎設施 SWIFT 結算平臺。這使

基礎設施再次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點，對基礎設施的研究激增，成為國際關系

學科的重要概念。

當前對基礎設施的研究尚且缺乏連貫的研究邏輯。相關研究碎片化且缺乏共同的

研究方向和目的。一些學者對基礎設施的系統性、分配性和戰略性影響感興趣，

另一批學者則認為，基礎設施既是政治的組成部分，又由政治構成，具有塑造全

球事務的可能性。

該文就國關領域的基礎設施問題是一個理論概念還是經驗現象這個問題展開，對

基礎設施問題進行了理論梳理和劃分。作者認為當前基礎設施研究分為三類：基

礎設施研究（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ing）和基礎設施主義

（infrastructuralism），這三個研究風格對基礎設施具有不同的批判性理解和關注

的核心問題。作者因此得出結論，基礎設施研究正在成為不同既定理論視角（“基

礎設施”研究和“基礎設施化”研究）的重要綜合焦點，并逐漸成為國際理論（基礎

設施主義）的新概念和方法論途徑。

? 文章來源： Bueger, Liebetrau and Stockbruegger. \"Theorizing Infrastructures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3, Vol.67, No.4, published online.

①

Christian Bueger，哥本哈根大學政治科學系國際關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全球海洋政治和海上安全；Tobias Liebetrau，

哥本哈根大學政治科學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網絡安全、大國競爭與科技發展、海上基礎設施；Jan Stockbruegger，哥

本哈根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為海上秩序。秦子寧，國政學人編譯員，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基礎設施安全化、戰略資產和比較現代化。

40

? 思維導圖

一、基礎設施的重要性

基礎設施在當前的世界政治中越來越重要。全球政治、全球市場和金融交易越來越

依賴數據基礎設施；全球貿易和供應鏈網絡越來越需要不斷擴大的交通基礎設施網絡；

解決氣候問題需要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推廣。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國通過全球

范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國家影響力。而美國則將支付基礎設施（如 SWIFT）和其

他技術基礎設施武器化，以保護本國利益。可見基礎設施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當中的重要

議題。

基礎設施相關研究基本都同意基礎設施支撐、創造和維持國際政治結構。研究基礎

設施可以為人們提供新的見解：國際政治如何構建、這些結構如何出現和演變以及它們

與其他行為體的互動。基礎設施理論家多關注結構效應（即基礎設施如何塑造和調節行

為）以及基礎設施過程和關系（即基礎設施如何在特定環境中設計、競爭、改變、使用和

維護）。然而，學者們對基礎設施是什么、基礎設施如何構建國際事務以及如何理論化世

界政治中的基礎設施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作者將其總結為三種理論風格（見表 1）。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41

第一種理論風格將基礎設施視為評估和進一步發展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的實證

案例。行為體將基礎設施作為世界政治中的特定對象來建設、使用和管理的場所。作者

將之稱為“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理論。

第二種理論風格將基礎設施解釋為脆弱的社會物質糾葛和關系的過程，重視觀念的

作用。該理論風格通過從其他學科引入的框架和詞匯（包括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或聚合思維（assemblage thinking）來對基礎設施進行理論化。鑒于該理論對實踐

的關注，作者用“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ing）理論來描述這種風格。

第三種理論風格并不推進或發展先前的理論，而是渴望發展替代性的理論詞匯。其

目的是將基礎設施作為一種普遍的分析概念和方法來推進，以闡明脆弱的政治結構和關

系的形成和維護過程。在這種風格中，理論化的目標是探究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使用及其

固有的力量。作者稱之為“基礎設施主義”（Infrastructuralism）。

表 1 基礎設施理論化的三種理論風格

\" ｛ァ埼硂訣斿 #｛埼硂訣斿匘 $｛埼硂訣斿麗之

扻刦怩琈觥 產生結構性相互依賴

的物質系統

脆弱的社會物質安排

和關系過程

研究基礎設施過程中的

可分析概念

敁沽綬庨 行為體使用和管理基

礎設施

基礎設施擁有自己的

政治力量和能動性

基礎設施構成、組織和

結構化社會系統

栺必閏顎

行為體如何使用、管

理和競爭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如何促進和

限制行為？

基礎設施如何組織結構

以及行為體如何創建、

改造、使用和維護它

們？

該文認為，“基礎設施主義”這一類理論化嘗試，代表了新型的理論形式。它不是與

其他國際關系理論競爭的范式，而是試圖開發新的理論詞匯和方法，通過闡明支持世界

政治的社會物質安排，以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基礎設施主義借鑒了實證研究，擴

展了其他兩個理論風格的批判性理解。

42

以下是作者對于基礎設施研究三種理論化嘗試的分析。

二、“基礎設施”研究：對象（objects）和行為體（actor）

國際關系領域的大量研究關注于促進跨境流動、互聯互通和經濟交易的大規模技術

系統。學者們在早期探索了電信、郵政、航空和航運系統對于 19-20 世紀世界經濟互聯互

通過程中的作用。近些年學者則關注數據技術、數字和金融流動、大國的地緣政治目標

如何塑造全球供應鏈以及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

在這些研究中，基礎設施被狹義地理解為物理結構和物質網絡，例如電信、郵政、航

空或航運，這些設施本身不具有政治性，而是政治的“對象”（objects），被行為體用來

實現其政治目標，基礎設施的主要功能還是降低交易成本并促進高效的全球互聯互通。

國際關系“基礎設施”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對基礎設施進行治理，學者們認為治理基

礎設施對于相互依存和正常運轉的全球經濟至關重要。建設基礎設施不僅成本高昂，而

且還會引發影響所有國家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因此，各國需要在關鍵基礎設施的

集體供給和治理方面進行合作，以促進解決結構性相互依存關系存在的問題。

國際關系“基礎設施”研究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基礎設施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

具體來說，行為體會戰略性地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礎設施，以追求政治目標。一些學者

認為，全球基礎設施的擴張放大了美國的強制力。美國通過諸如 SWIFT 等支付基礎設施

將伊朗等敵對國家與全球金融體系隔離開來，形成了對依賴基礎設施的行為體的強制力。

國際關系“基礎設施”研究的新興實證案例是綠色能源轉型的基礎設施以及自動化、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學者們對于各國如何建設、自主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高端

計算機和芯片技術，如何擁有和控制它們以及如何治理和監管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總而言之，“基礎設施”研究主要將基礎設施理論化為相互依存政治中的國家政策

工具。它通過借鑒和擴展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傳統理論來論述這些觀點。基

礎設施被理解為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促進全球流動的物質網絡。基礎設施兼具政治影

響，因為行為體利用它們來增加影響力并促進個人或集體利益。

2024 年第 1 期（總第 13 期）

43

三、“基礎設施化”研究：進程（processes）和實踐（practices）

“基礎設施化”研究擴大了研究的范圍。學者們將基礎設施概念化為社會物質糾纏

和關系過程。他們認為基礎設施除了物質存在，還包括認知和文化因素。因而，基礎設施

研究涉及了更廣泛的經驗現象，包括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外交等。

一些學者認為，基礎設施嵌入政治之內。基礎設施本身也具有政治力量和能動性，

因為它們通過規定和定義具體的行動和限制來塑造和組織行為。基礎設施被理解為流動

且脆弱的，在其內在結構的驅動下，與其他力量、實踐和行為體相互作用。

“基礎設施化”研究還借鑒了制度主義和非物質化研究的相關成果，去理解只是生

產的過程。學者們用“認知基礎設施”（epistemic infrastructures）一詞來討論知識生產、

專業知識以及知識向政策轉化的內在機制。

這些學者關注政治和權力的生成形式。他們調查基礎設施如何促進和限制行動，包

括某些行為者如何獲得權力、權威和合法性。一個核心問題就變成了基礎設施關系如何

促成和約束政治秩序。重點轉向考察基礎設施的規劃、設計、建設、使用和維護如何通過

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不斷復制和改造社會物質關系來產生政治效果。

總之，“基礎設施化”研究關注政治和權力的生成形式。他們關注基礎設施如何促進

和限制行動，包括行為體如何獲得權力、權威和合法性等。其核心問題是，基礎設施關系

如何促成和約束政治秩序。因此，基礎設施的規劃、設計、建設、使用和維護成為重點。

學者們關注這些進程如何通過在基礎設施這個載體不斷復制和改造社會物質關系來產生

政治效果。

四、“基礎設施主義”：從底層構建社會物質關系

“基礎設施主義”核心觀點是，基礎設施參與創建了秩序：它們通過提供支持和限

制行為的交互網格，從底層塑造和穩定復雜的系統和流程。因此，倫理、文化乃至生態系

統等自然現象也具有穩定和組織社會物質安排的潛力，具有作為基礎設施進行研究的價

值。因而基礎設施就變成了更加通用的概念，并形成了新的范式，即基礎設施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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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主義在理論層次被用來與建構主義進行比較。基礎設施主義學者認為，基

礎設施提供了一種基于技術哲學和系統論的新本體論和方法論。本體論上，基礎設施主

義與新結構主義相似：根源于物質性，結構被視為脆弱和流動的，以日常時間和社會物

質關系為基礎。本體論上，“基礎設施主義”和“基礎設施化”有很大的重疊，二者都主

張基礎設施在特定條件下構建和制定結構。二者都主張研究微觀層面的過程，以創建宏

觀結構和現象（如國際組織、國際法或全球金融），超越“基礎設施”研究的物質和非物

質二分法觀點。

作者認為，“基礎設施主義”重視基礎設施的三個過程：建設、使用和維護。理解基

礎設施的設計、規劃和建設過程，可以為國際體系（制度和組織）的演變和變化提供新的

視角。這不僅需要考慮有形的基礎設施，還要考慮其中的關系部分，包括規劃、設計和更

換基礎設施的復雜政治過程。研究使用基礎設施的過程，可以理解常規狀態下存在的問

題。這使得人們關注基礎設施中的物質權力效應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實踐。第三個過程關

注對基礎設施老化情況的維護和修理，作為具有堅實基礎的強大系統，基礎設施不會被

輕易改變。對基礎設施的維護和修復對于防止其內源性衰退和提高其低于大規模外源沖

擊非常重要。國際關系研究多關注于新結構、規范或制度的“制定”，但對已有“基礎設

施”是如何維護以及維護什么的研究則比較少。

五、結論：作為焦點和基礎概念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日益影響全球生活。國際行為體廣泛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礎設施來實現

政治目標。研究基礎設施也為理論化和重新考慮國際聯通的性質、重要性和過程提供了

新的機會。基礎設施研究正在成為不同既定理論視角（“基礎設施”研究和“基礎設施

化”研究）的重要綜合焦點，并作為國際理論（基礎設施主義）的新概念和方法論途徑。

“基礎設施”研究提供了對基礎設施最切實、最具體的理解，即物理網絡，在貿易、

金融、通信和其他領域創造結構性相互依存。這種理解可以直接適應并整合到現有的國

際關系理論中，并對國際關系現實進行回應：基礎設施網絡的擴張帶來了治理挑戰，并

且它們越來越多地被用作地緣政治斗爭的工具（甚至武器）。研究基礎設施對于闡明相

互依存的世界中的治理問題和地緣政治至關重要。